一名从事上门补习服务近20年的朋友告诉我，她赞誉新加坡的一切，让她来新独自抚养两名儿子成才，唯独一件事让她特别忧心我们的未来：年轻一代越来越爱攀比，越富裕的家庭越明显。年纪小小就攀比父母的工作、居住的房子、参加的课外活动谁比较多比较优秀、年终假期谁去的国家比较远比较豪华，这绝不是激励他们向上的正确价值观。

我同桌两位稍年轻的企业高层亲和有礼，我们可以聊插花、说疫情的种种现象；直到其中一位提到兀兰组屋区最近因需求（据说马国工人回流）提高而租金大幅上涨。消息来自其装修商，同桌宾客说这很稀奇，因为本来“没有人要住在那里”。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为什么不住其他地方，非兀兰不可，她说不太清楚后即重复：那是没有人要住的地方。

日前出席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的温馨浪漫喜宴，席间因疫情安全措施，每桌只安排五人，面对四位初次见面的宾客相谈甚欢；座位是隔开了，感觉却比10人一桌更为亲密。正因如此，我从这次相识嗅吸到社会中隐隐乍现，却挥之不去的身份意识分化：你住什么地方、用什么型号的手机、口操什么语言、念哪一所中学、驾驶什么样的汽车，都可能是彼此融合与分化的因素。

身份认同的内涵丰富多元，可以分化和融合，而国家和社会必须朝一个方向努力，让融合的因素比分化我们的多更多。身份的塑造和形成，在人际、家庭和社会之中一直是最初始的思想工程，分化的恶果轻则相互不往来，互不理解，重则酝酿矛盾，甚至激化成为改变社会，甚至世界秩序的动力或暴力。面对未来严峻的考验，国家共同的身份认同，还一直需要思想内涵和神话的补给，各阶层积极的对话，以及逐渐生冷遥远的同理心，缺一不可。

身份认同的内涵丰富多元，可以分化和融合，而国家和社会必须朝一个方向努力，

人生中矢志迁往心目中理想的环境无可厚非，人之本能，高尚且励志；但是当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地区，变成急欲摆脱的标签，状似在社会中“翻身”，试图跻身更高阶层的赤裸愿望，接着还要带着睥睨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出身”，却是另一回事——不懂感恩父母的不易事小，社会已然出现裂缝事大。

若住东区的理所当然看不起全国其他地区、住有地住宅的看不起住公寓的，会不会有一天自己年幼的孩子回来说：同学都住公寓，有泳池，我们家不要住组屋了，太丢脸？我希望这是多虑了。

原来他发现我还在用iPhone 8，年轻的他感觉都要登陆月球旅行了，我还死守地球。我告诉他：“我手机好得很呢，不为换而换。你‘13’（最新型号）了不起？”然后作状要挥拳揍他，还真的轻轻打了下去，两人笑成一团挥别。科技带来的不单是便利，也轻易把我们往不同的阵营分化，苹果或非苹果，上线或不上线，就好像年长者跟不上智能手机的功能和网络世界一样，被排除在热热闹闹的虚拟世界外。

珊风点火

原来我是住到“无人区”去了，兀兰就是我住的地方，有点啼笑皆非。我当时不愿意“拆穿”她，省得她尴尬。我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傲，内心自然毫发无损，脑海立即联想起20年前兀兰老邻居的孩子，因为觉得住兀兰“太丢脸”而要父母举家搬离到东部居住，后来确实也搬到东部去了。有一次，我还听一名住东部的珠宝业同行说，他从来不去兀兰，“那里的人穿衣服都跟人不一样，一去就感觉到了马来西亚”。

一个过度仰赖及强调这些外在指标，或者越来越强烈执迷这类身份认证，凡事急于攀比的社会，绝对会孕育持同样价值观的下一代，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可预料的，也是不得不正视的隐忧。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商人）

触目所及，现在的孩子日程排列得满满的，一半是家长促使，更多时候更是年幼孩子主动要求，好跟上别人的步伐。我不禁纳闷，我们国家年轻一代未来的竞争力，是不是都建立在这样虚幻的身份认同和意识里？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跳出各自的舒适区和自定的“阶级”，他们又会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跟他们不一样、条件没有他们好，甚至居住在他们看不上眼的地区的人？再推想更远些，当他们以优异成绩进入最好的学校，然后被网罗进政府机构，少数杰出者有机会执政，他们又怎样在制度中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怎么“收拾”到时年老体弱的我们？

晚宴结束后，我们寒暄道别，我走开到其他桌的朋友处拍照，把手机遗忘在餐桌上。同桌的另一个年轻宾客明明可以走了，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没一会儿我回来，他憨憨笑说：“你小心一点，手机会被人拿走的啦！哈哈，不过，没有人会偷你的手机啦！”

其实在新加坡这样的鄙视、轻蔑和揶揄心态由来已久，兀兰是新马两地的关口，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马国人占多数。当然这不一定正确，只是边陲兀兰令人皱眉的地方还包括客观条件：远离市中心，疫情前经常性堵塞的关卡，总让人周末回家的晚饭变成宵夜。

让融合的因素比分化我们的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