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那时要是批评日本是得不到高分的。我们这种与日本八杆子打不着的普通学生，也要经常为书写中日友好的作文而头痛不已。电视、电影及其他通俗文化中的日本元素，也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种情况在90年代之后持续，甚至出现了由于日本率先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主动与中国接触而产生的两国间的短暂蜜月期。

从技术层面来说，岸田文雄击败了有菅义伟加持和民调一路领先的河野太郎，是因为他在最后关头联合了另一位强有力的竞选对手——前总务部长高市早苗。不过，我们应该了解，他的当选还是离不开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国际大环境因素的巨大影响。

这种情况直至近些年来才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两国间的实力对比早已今非昔比，中国的综合国力因为经济体量巨大，已将日本甩在后面。随着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尤其是随着两国经贸纽带的削弱，能够将两国拉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向心力也就逐渐消失；其次是在大环境影响之下，中日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渐显现。

在我于中国念小学的上世纪80年代，可说是少有的中美蜜月期，那时歌颂中日两国间世代友好的各类文章，就大行其道地进入了小学教材之中。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即使是在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历史遗留所带来的一些技术性摩擦也持续不断，像东海岛屿的领土之争，以及与二战遗留相关的靖国神社参拜、南京大屠杀等诸多问题总是悬而不决。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美关系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出现的战略合作态势，以及中日长期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中日的外交关系大体一直可控。

近些年来，日本对华外交的日趋强硬趋势并非始于此次选举。日美有不断强化印太背景的日美安保同盟，以此来因应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战略需求，像年初逐渐成型的“美日印澳四方峰会”机制，就是美国主动将日本拉上对华遏制战车的行为。

9月29日，日本自民党党魁选举落幕，出人意料之外，在民调中开始并不领先的岸田文雄竟然笑到最后，接替菅义伟成为日本新任首相。

岸田文雄更多次表示要对中国持强硬的外交路线，并大力渲染日本周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为了因应这种所谓威胁，他更是主张松绑国防开支的上限，尤其是将力求推动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将加剧东亚早已非常紧张的动荡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数十年淡化两国政治差异的倾向不同，岸田文雄特别强调了两国的价值观差异，并主张日本应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这就使得两国最深层的本质性矛盾直接显露出来，导致两国短期内的任何关系缓解都成了权宜之计。

东亚乃至印太数十年间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在未来数十年是否会持续，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二战后，中日关系往往是反映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在本质上是日本的战败国身份所致，也为战后所签署的日美军事同盟协定所决定。当中美关系向好时，中日关系也会紧跟其后，甚至会先行一步。

在欧洲因为对华经贸关系密切，故不太愿意让自身直接利益受损而参与对华遏制的情况下，这个亚太地区集经济、商贸、外交乃至潜在军事合作前景的新框架，就直接走到了台前。因此，在本次竞选期间，几位候选人的对华政策都非和颜悦色。

如果说中苏、美苏间的集团对立，以及新世纪反恐的需要，使得中西方包括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被貌合神离地短期掩盖了，那么随着近些年来西方的战略姿态调整，中日的本质性差异就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再加上疫情溯源政治化倾向所导致的敌对，也深深地影响了中日的民间情绪。

如果说在过去政冷经热，民间热的情况还可以使中日关系有一定的回旋余地，那么现在两国经济日渐脱钩，民间敌对情绪日益高涨，所有这些都使中日关系滑过了危险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