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精准完美、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信息科技是不相容的，因为信息科技的一大特点是“颠覆性”（disruptive）。在德国人和日本人眼里，颠覆性或许是容不下的一粒沙子。说到底，这也是追求稳定低调，不突出个人风格和稳重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面对一个被信息科技颠覆的21世纪，德国人和日本人必须颠覆现有思维逻辑和教育体系训练，才有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开拓。
追求精准完美、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信息科技是不相容的，因为信息科技的一大特点是“颠覆性”。
德日汽车工业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基因。日本是一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善用每一分资源，早已植入每一个汽车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基因之中。制造商对汽车生产所消耗的资源锱铢必较，工程师孜孜不倦提升汽车的能源效率。19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时，日本车厂迎来历史机遇，以小排量汽车掳获全世界消费者的心。德国汽车技术一直领先世界，例如奥迪最先采用LED日间行车灯，宝马最先使用鲨鱼鳍天线，如今LED日间行车灯和鲨鱼鳍天线几乎成了所有汽车的标配。德国造车工艺与德国人稳重低调和一丝不苟的民族性格分不开，所以德系车更重视操控和安全。日系车同样透着日本人讲求效率的民族性格，所以特别省油耐用。
德国和日本最近先后举行了关键的选举，德国可能迎来政权易手，日本则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面对信息化时代，德国和日本的变与不变，要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无独有偶，德日也是全球汽车工业的翘楚。从两国的造车工业，可以看出他们的民族与文化特质，借此探析两国在信息科技时代的前景。
日本的汽车工业起步较德国慢了20年左右。1904年，吉田信太郎成立日本第一家汽车公司；1907年，吉田信太郎的机械工程师内山驹之助造出日本第一辆国产汽油车。
冠病在全球暴发后，德日媒体揭露了两国数码化进程中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状况。德国卫生当局仍用手写和传真机传送病例数据；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上班族和学生无法全面居家工作和学习；德国开发的大流行病监控系统在许多国家广泛使用，德国官方反而不怎么使用。日本的调查显示，只有28％企业拥有在线系统可让员工远程办公；77％企业因为难以将纸质文件数码化而没有引进远程办公。的确，因为文化使然，日本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喜欢面对面开会和白纸黑字，而且仍须使用印章。
德系车和日系车彰显了德国人和日本人追求极致工艺的“匠心”。他们的“匠心”也体现在其他制造业领域，例如机械设备、化工、药剂、电子产品、生态环保等。可以说，他们精益求精把工业制造推到了极致。他们的工业政策确保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也确保人力资源供应源源不绝。今天，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率不到20%；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占比仍超过30%，是国民就业、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二战以后，德日的汽车制造厂因为曾参与生产军备，而面临解体的命运。但是，冷战的开始又促使英美大力协助德日重建经济，汽车工业蓬勃发展。
德日在信息科技领域的落后有很多导因，例如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更愿意在传统行业按部就班工作、追求稳定、循规蹈矩等，年轻一代普遍缺失了创新所需要的勇气和环境，也间接导致数码化政策缺乏后劲，最终沦为空谈。
德国是汽车发源地。1886年，本茨（Karl Benz）和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分别造出了全球第一辆三轮汽车和第一辆四轮汽车。两家车厂后来合并成今天人们熟悉的马赛地—奔驰母公司戴姆勒。
然而，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工业制造的登峰造极，却也形成对传统优势行业的惯性依赖，而未能把握住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历史机遇。德国有大众、西门子、博世、拜耳等传统工业巨头，日本有丰田、三菱重工、日立、索尼等大企业，但在信息科技领域，德日几乎没有什么公司足以媲美美国的苹果、面簿、谷歌、亚马逊等，或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更应该让德日感到担忧的是，两国的汽车工业也在追赶特斯拉、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