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关闭耶鲁－国大学院不仅能将“博雅教育嵌入国大教育体制”，也是财政上的谨慎之举。
此外，也有报道称，耶鲁方面提出了各种其他解决方案，例如扩大招生、增加学费等。尚未充分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就草率决定耶鲁－国大学院在财政上不可持续，似乎为时过早。
为此，让新加坡博雅学院成为本地第七所自主大学，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想法。政府应考虑与学院的校友，即这项博雅教育实验的主要成果，探讨其可行性。要保留一所真正符合设想的博雅学院还为时不晚。
相比之下，耶鲁－国大学院在招收本地学生时，是不考虑支付能力的。陈教授也指出，耶鲁－国大学院的大多数学生都获得经济援助，说明大量来自低收入背景的学生可以入学。
况且，耶鲁－国大学院也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筹资方案。据《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耶鲁大学已明确表示希望支持耶鲁－国大。虽然耶鲁和国大双方都没有在筹资方面提供太多帮助，但莱文教授表示这个情况“即将改变”。然而，由于国大提出的关闭计划已被敲定，莱文教授表示耶鲁大学并没有“机会让学院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
陈教授写道，耶鲁－国大学院建校至今，筹集了不到8000万元的捐赠款，相较于建立约10亿元捐赠基金所需的3亿多元目标，有着不小的缺口。乍一看，捉襟见肘的财务问题似乎的确让学校的存续蒙上阴影。
缺失的几步
资金问题？
教育部2008年的报告说，创建于本地的博雅学院将“对目前在海外寻求类似教育的优秀学生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该学院将提高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全球教育枢纽的声誉，让我国走在“高等教育的最前沿”。
尽管如此，两周前，国大还是突然宣布将通过与国大博学计划（USP）合并的方式，关闭耶鲁－国大学院。
审视过陈教授决定关闭学院的种种理由后，我们认为，在此刻断言学院的资金问题难以为继尚早。更重要的是，拟议合并后的新学校（暂名为“新学院”），并不太可能实现陈教授和国大声称的目标。
2008年，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尝试：在我国建立第一所博雅学院。
然而，耶鲁大学负责全球战略的副校长伯里克利·刘易斯（Pericles Lewis）在接受耶鲁大学学生报《耶鲁每日新闻》（YDN）采访时表示，关闭耶鲁－国大的动机不是财务问题。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说得更直接：“如果人们说财务是问题，他们根本就不正确。”
至于新学院提供的“更广泛的机会”和包容性，陈教授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学生经济援助选项的信息。
因此，耶鲁－国大学院更应与国外其他顶级小型博雅学院相提并论。美国博雅学院前五名，学费都在6万美元左右，比本地学生在耶鲁－国大学院的学费（2万零750新元）高出近四倍。
陈教授声称耶鲁－国大所需的费用太高。他写道：“运营耶鲁－国大学院所需的资源比我们原来规划的要高出许多”。
虽然解除与耶鲁大学的伙伴关系令人遗憾，但这也可以是个重新创建一所博雅学院的机会，它虽不保留耶鲁大学的名字，但却保留耶鲁－国大学院的博雅教育模式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耶鲁－国大学院的师生比例是八名学生对一名教员，比国大博学计划（12:1）和国大（17:1）的师生比例低了许多。
从这个角度看，耶鲁－国大学院在筹款方面已做得足够出色。当然，我国政府的慷慨帮助也功不可没。
国大缺乏协商、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遭到包括家长、校友等的极力反对。国大与耶鲁－国大学生发起相关请愿，目前已有1万4000多个签名。
耶鲁－国大的毕业生已经超越了报告中的目标：他们在多个领域表现出色，受雇于顶级机构，获得备受尊敬的研究生奖学金，处处皆让新加坡的旗帜高高飘扬。用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校长陈永财自己的话说，该学院“无出其右”、是“巨大成功”。
虽然耶鲁－国大学院的师生比例远低于国大的师生比例，但在阿默斯特、威廉姆斯等成功的博雅学院，师生比例都低于8比1。
富裕校友的捐款构成美国成熟博雅学院捐赠基金的核心。但耶鲁－国大学院的前几届毕业生仍然只有20多岁，在这个年龄，他们几乎无力为母校提供六、七位数的捐款。
其次，考虑到耶鲁－国大学院已实现超越教育部报告中所设想的大部分目标，关闭它的审查程序是什么（若有的话）？校方是否考虑过如何通过其他途径，保留本地这所真正的博雅学院。如果有，考虑过哪种途径？
但拿耶鲁－国大学院和国大直接比较是不恰当的。陈教授自己指出，在美国，国大博学计划是一所荣誉学院，而非博雅学院。
新学院将是陈教授国大转型计划中的“第三步”。如果这第三步看起来站不住脚，那是因为它缺失几个关键步骤。其一就是与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的协商，例如耶鲁国大的校委会和校长。
最后，我们还须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我国会否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博雅学院？耶鲁－国大学院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所博雅学院可以非常成功，极具竞争力，并符合我国领导人所制定的愿景。
此外，仍有几个关键问题还未解答。首先，若关闭学院的决定涉及其财务状况，为何不与耶鲁－国大学院校长和领导层商议？若是资金问题，断然忘却此前已投入的数千万元，不给予其时间开花结果，难道不是缺乏远见吗？
《耶鲁每日新闻》9月7日透露，筹款目标定于2030年实现。莱文教授说，通过更多的努力，目前离筹款目标的差距可以在这10年内“轻松缩小”，而且仅需耶鲁大学一年所筹资金的“一小部分”。
上周六（9月11日），陈教授在为《海峡时报》撰写的评论中（也见9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重申，合并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跨学科的教学模式，让国大其他科系更能参与到博雅教育里。然而，他也指出耶鲁－国大未达到其捐赠募款的目标，而且运营成本很高。
创立耶鲁－国大学院本意并非取代或添设传统的大学课程，而是要为本地高等教育增添一个独特、具国际竞争力的教育项目。
在过去的20年里，国大确实提供了优秀的跨学科教育，正如陈教授所指出的，国大自2018年起就沿着蓝图扩大这种教育模式。
乍看简单数字，耶鲁－国大学院的确比其他本地课程更昂贵。但考虑到耶鲁－国大学院的立校目标，再对比其他同类学校的成本，耶鲁－国大学院的成本效益是相当高的。
一些学者提出，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情况下，还有其他为耶鲁－国大学院提供资金的方法，例如校友捐款。
有学者指出，通过合并来“扩大”耶鲁－国大学院模式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合逻辑的。博雅学院就是因为严守有限的教学规模，才可培育出对雇主和社会各界有益的毕业生。
过于昂贵？
陈教授和校方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否则，此事的利益相关者将无法支持新学院。
如何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陈教授的文章中明显缺少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即实现募款目标的时间线。
新加坡博雅教育的未来
吴淩欣，解奕豪，顾子杨译
然而，博雅教育不仅是跨学科教育。在2008年的报告中，教育部阐明博雅学院的特点包括学生规模小、教员与学生的比例低，以及为确保学院利益的自主管理权。新学院将不会拥有这种自主权，它甚至不会有自身的教职人员或专业。相反，学生将和其他国大学生一样，在国大现有的院系中选择专业。
关键问题是，我们不能将博雅教育与跨学科教育混为一谈。
10多年后，这个梦想已然成为现实——耶鲁－国大学院（Yale- NUS College）。
就在2019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在国会表示，“像耶鲁－国大学院这样的博雅学院，将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李显龙总理曾表达过他希望建立一所属于我国、牵系亚洲的博雅学院。
学生和教员在课堂内外的密切互动，也是博雅学院成功的要素。在新学院的制度下，这种互动将不复存在。
新学院不是博雅学院
作者郑茁是2018年耶鲁—国大学院毕业生，目前在《商业时报》工作；李乐欣是2017年耶鲁—国大学院首届毕业生，目前从事行销工作；黄毅铭今年毕业，目前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修读城市科学、政策和规划硕士学位
事实说明，新学院非但不会壮大文理教育，还会让我国唯一一所博雅学院消失。
正如《海峡时报》副总编辑蔡美芬上周五在专栏中指出，国大的决定“带有傲慢、无视机构自主权以及对所涉个人完全缺乏尊重和信任的味道”，并呼吁国大将教职员工和学生视作平等伙伴。
耶鲁－国大学院的学生不负众望，许多投身公众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和总统奖学金的得主。正如教育部报告所设想，该学院已经培养出“全面型领导者”，足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取得最高的成就”。
在这份题为《更多选择，更多追求卓越的空间》（Greater Choice, More Room to Excel）的报告中，该委员会指出这样的博雅学院，应有较小的学生规模并自主管理。它将提供一个“基础广泛、跨学科的本科课程”，以帮助我国培养全面发展、赤忱求知的人才。
耶鲁－国大学院的学生和校友非常乐意接受这种精神。但要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还须从尊重和透明度开始。
美国拥有10亿美元级别捐赠基金的顶级博雅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或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都有200多年的历史。耶鲁－国大学院被要求在十分之一的时间内实现相同的捐赠总额。
筹办耶鲁－国大学院用了五年。相较之下，新学院的教员仅有不到一年时间规划好教程，迎接新生。没有招生政策，甚至连官方网站也没有的新学院，何谓陈教授口中的“深思熟虑的”战略举措？
陈教授和国大校方多次表示，新学院通过“扩大博雅跨学科教育的规模”，创造“更广泛的入学机会”，但新学院计划每年招收500名学生，与耶鲁－国大学院和国大博学计划目前的总和相似（各约250人）。“扩大规模”一说站不住脚。
如总理所说，它将提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延续耶鲁－国大学院连贯中西的优良传统，同时使我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政府仍可以确保未来的国人持续从博雅教育中受益，以享受其随之而来对国家的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