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作用也加剧了围绕这场奥运会场外争夺的特殊性。首先网络信息的传播，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不仅难辨真伪，也难留下踪迹。相较于真正的会议交谈，人们在网络语言的选择上都更加随意和情绪化，其中的片面、夸张同样是共识重塑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人们的真正观点因此难以显现。再加上网络算法和个人对信息的选择，导致一部分人占据话语权，大型媒体和热搜能够激化一边倒的舆论景象。
几幅流传甚广的图片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把对日本文化，尤其包括物哀、幽玄文化的不解，通过“阴间”这一盛行于网络的词汇重新加强了。这种对他国文化的刻板观点，其来源很难与中日两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分割开来。
两名中国运动员在颁奖典礼上佩戴毛泽东胸章，被奥委会以奥运会不得进行政治宣传为由，要求说明理由。大多数人的想法也与奥委会的观念一致，认为奥运会不应涉及政治。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另一个例子在诸多比赛中都有体现，不过，较为明显的要数中日的乒乓球赛。中国运动员如何可惜，日本运动员如何犯规或跋扈，也并非重点。当社交媒体上不断地出现中国人惋惜、愤怒的情绪时，他们心中的爱国情感也被铸造得更加牢固，同时对日本整体的蔑视与对立情绪也在强化。
奥运会符合上述的条件。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观众在空间上相隔较远，但共识的强化仍通过网络舆论迅速形成。这些共识的强化，很难与政治划清关系。奥运会作为一场国际赛事，本国队伍与他国队伍的交锋，首先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观众的共识基本围绕此关注点展开。这场由日本作为主办方的奥运会提供了不少例子。奥运会开幕式便是一个。
涂尔干认为，就提供道德重塑的环境而言，各类典礼与宗教节日并无他别。但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宗教往往跨越较少国界而具有统一性，或长期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奥运会由于自身国际赛事的特点，使它所提供的重塑条件，往往与国家本身或国家关系相关，也就难免受到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中的政治影响。
于是，人们需要在奥运会提供的语境下，寻找新的高光点，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博人眼球。这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不仅在奥运会的地基上，垒起了亦真亦假的消息和情绪，还将本应暂时离场的政治拉回了场上。
东京奥运会一直在运动场与舆论场两个场域层面上轰轰烈烈地开展，即使运动场的帷幕已经落下，舆论场上的喧嚣则仍难一时褪尽。
问题是，这样的道德重塑加固的结果，是人们真正的共同信念吗？它是否真的在促进人们的团结与个人人格？中国的如何，世界的又如何？
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书中提到道德重塑（moral remaking）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社会都有进行道德重塑的需求，来保障社会团结的同时维护人格。这种道德重塑，只能通过聚会、聚集和会议的方式进行，让人们紧密地聚在一起，来强化他们的共识。
涂尔干在他文章的末尾，提到了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的阶段：道德平庸化（moral mediocrity）。这指的是原先令我们激动兴奋的事情，可能不再能唤起我们的注意了。正如原本奥运会的比赛本身，甚至它的举办本身就令人感到激动一样，当今的奥运会已经不能用它纯粹的运动感动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