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不仅是“兴趣小组”，还是中英“议会外交”的主角。2006年1月该小组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英友好小组签署备忘录，中英议会定期交流机制建立起来。此后，两国议会保持了十几年不间断的友好往来。中国小组几乎每年都会在机制框架下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驻英大使也会参与小组每年在伦敦组织的春节招待会。
换言之，议会外交突破了由主权国家政府扮演主角的“一元化”传统外交模式，代表了外交领域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由政府垄断外交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议会的“中国兴趣小组”
首先，基于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他并不提倡英国、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对新疆官员实施制裁，制裁和反制裁本身都非明智之举。其次，他反对将整个中国视为一个共产党的机构——中国人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是碰巧生活在一个与英国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再次，他认为“我们个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种族灭绝的主张，这也是英国政府的观点”，根据他在新疆的切身经历，他认同中国对新疆安全的顾虑。此外，他并不接受鹰派同事将他称为“中国政府辩护者”，对他而言，问题从来不是亲华还是反华，而是关于英国国家利益，因为“解释国家利益的方式不仅限于人权”。
正是在外交新形式层出不穷、外交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英议会定期交流机制的建立，为中英议会外交搭建了有效平台，形成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定期交流机制基本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在2020年疫情期间，议会下院议员、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格雷厄姆曾致函刘晓明大使，代表中国小组向中方表示慰问，中国小组仍通过组织网络会议同中方保持联系。在英国禁用华为5G、两国就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产生分歧之时，这样的对话是鲜见的，也是重要的。
今年3月中英双方制裁与反制裁事件发生后，格雷厄姆接受了石英财经网站（Quartz）的采访。他指出，英国最响亮、最果断的反华声音，并不来自那些去过中国并了解其复杂性的人。不同于英国“鹰派”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的无端指控，格雷厄姆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格雷厄姆承认，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坚信英国应该与中国接触，英国会拥有很多机会，但也要承担一些风险，而就目前形势而言，英国有责任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越早恢复与中国的接触越好。2021年7月14日，格雷厄姆参与了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的郑泽光大使到任招待会。未来中英关系面临着重要的重整与磨合，议会外交的主角一定不会缺席。
20多年来，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有目共睹，小组对中国的了解远超英国议会中的其他组织。然而，它毕竟只是非官方小组，一旦英国官方改变了风向，中国小组便很难保持自己的航向。
20多年来，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有目共睹，小组对中国的了解远超英国议会中的其他组织。然而，它毕竟只是非官方小组，一旦英国官方改变了风向，中国小组便很难保持自己的航向。这是议会外交的局限性，也是两国制度不同使然，但无论如何，中国小组仍然是中英友谊的有力见证者。
所以，议会小组给不同党派的上议员、下议员以及专业人士提供了一起讨论各种议题的机会，使小组能就某一议题整合意见、形成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并非所有的议会小组都以此为目的或形成了如此大的规模。毕竟，议会小组不是议员施展政治抱负的平台，而是交流兴趣的场所。
超越“鹰派”的另一种声音
人们一般将英国议会中的“跨党派议会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APPG）比作大学中的学生社团，它们将议员聚集到一起，以围绕特定的主题或兴趣展开讨论和活动，是议会中的议员社团或兴趣小组。
2020年1月22日，是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连续第10年，也是在任期间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小组的新春招待会。在中英开启两国关系“黄金时代”五周年之际，他提出了“希望中英关系不断呈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的愿望。但事与愿违，招待会后不久，冠病疫情形势严峻起来，两国议会外交活动暂停。
如火如荼的“议会外交”
“议会外交”是较新近的概念，它指以国家立法机构为主体的外交活动。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外交事务越来越向议会开放，相较于以往君主和贵族对外交的垄断，议会逐渐掌握了讨论和参与外交事务的权力。但议会外交不同于议会在外交方面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它指的是“议会机构及成员在国际关系中从事的所有活动和行动”。
中国前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恩柱曾表示，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建立的定期交流机制，不因议会换届和政策更迭而中断，从而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交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2020年以前，中英议会外交确实显示出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它真的“不因议会换届和政策更迭而中断”吗？
作者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标识，由议会小组的图标和中英两国国旗组成，代表着它是议会小组中与中国相对应的国别小组。中国小组成立于1997年，其使命是“确保议员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充当讨论有关英中关系所有重要问题的平台”。就成员数量而言，中国小组是议会小组中仅次于美国小组的第二大国别小组。小组将自己标榜为议会中“最活跃和最有雄心的小组之一”，这是它吸引赞助商的标签，而稳定、慷慨的赞助又成为这个标签最好的证明。
然而，会议的气氛已完全不同于新春招待会，正如刘晓明在会上直言，在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英国国内围绕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英关系，正在展开一场大讨论、大辩论，呼吁“重审对华关系”“对华脱钩”甚至“新冷战”的声音甚嚣尘上。至2021年，传统的新春招待会不得不取消，小组和中方的视频会议也已中断。
与被中方反制裁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 CRG）不同，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China Group, APPCG）一度是中英“议会外交”的主体。
跨党派议会小组分为国别小组和主题小组，每个小组必须包括至少四名来自不同政党的成员，这是“跨党派”最直接的体现。其实，议会小组的成员不仅“跨党派”，还可以是“跨议院”甚至“超议院”的——凡是对小组感兴趣的上下两院议员都可以参加（但主席必须是下议员），小组还可以接纳议会外人士。
然而，在中英“政府外交”跌入冰窖之时，“议会外交”也几乎中断：2020年冠病疫情已经打断了中国全国人大与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十几年来努力建立起的定期交流机制，2021年随着中英关系由热趋冷，及至3月中英双方制裁与反制裁事件的发生，小组和中国官方在公开状态下几近失联。尽管如此，中国小组的存在仍然使人相信，除了密集的交锋与对峙外，中英之间并不缺乏相互理解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