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的母语(美其名“家庭用语”),已由英语所取代。不但是华族家庭今天普遍使用英语为彼此沟通的语言,其他两大民族亦然,印度族比率最高,达到59.2%;马来族为39%,两者在过去10年里分别增加了约18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作者旅居国外从事社区福利教育工作

其实这都拜笔者年少时有机会用方言(闽南话和潮州话)与长辈沟通;甚至有几年可以追看粤语港剧,收听李大傻广播的黄金时光所赐。无奈此优势已不复存在,80后出生,在双语教育政策下的国人,基本上都不懂得讲自己祖籍的方言了,曾几何时,现在连这硕果仅存的华语优势,居然也在华人社群中面对濒临绝种的危机,倘若再不亡羊补牢,再过10年恐怕真的就无法逆转了。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和未来;旧有的观念和模式须要重新思考和调适。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提供重要的数据,帮助我们未雨绸缪,也避免重蹈覆辙。双语教育政策是我国重要政策之一,纵有缺失之处,却并非已到无法逆转之时,趁现在亡羊补牢仍不算太迟。

笔者自认华文水平还可以,但若要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我国标准的双语人才,笔者必须坦言自己恐怕做不到。并非因为华文难学或难教之故,而是华文被提升为一门冰冷的考试学科。若要成为本土的双语人才,学习华文(甚至英文)将不可能成为一件乐事。“乐学”的概念只能在没有太大考试压力下才能达致,学习华文如此,学习其他科目亦然。学生们只有在放松、感兴趣的情况下,才能让自己的学习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地华族在70年代末“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启动后,已经流失了本身祖先籍贯的母语(方言),如今更逐渐在流失自身中华民族的语言(华语),甚至文化。

的确,母语式微不仅是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更是令人感到可悲的现象。如今不但国人已逐渐失去所谓的双语优势,更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各大种族的根,最明显的地方就在母族语言(母语)的流失。而在新加坡三大族群当中,要数华族的流失最大。

其实,早报早在2019年11月16日就已针对此问题发表了更尖锐的评论:“71%的华族家庭用语是英语,没有方言或者华语的交织使用。对华裔孩子来说,‘母语’自然是英语,华语或方言只能是他们的‘母族语言’(ethnic language),并不是真正的‘母语’(mother tongue language),这是语言学简明的定义。失去了沿用已久的方言和华语,外来的非母语竟成了家庭‘母语’。”

笔者在80年代特选中学求学时,甚至有高才班同学选修日、德或法语作为第三语文。这些外文外语不见得就比中文来得容易学,尤其是在缺乏耳濡目染的环境下,何以许多新加坡学生和家长仍趋之若鹜?原因就在当时世界顶尖的科技都集中在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将来要留学取经,这些国家自然是首选。

不单单是学生在学习时,心情须要放松,教师在教导时不也是如此吗?笔者总是难忘小学上华文课的愉快情景。当年,华文考试成绩从来就不曾是我们的顾虑,每一堂华文课都是一次的享受。倘若真的要做到“乐学华文”的地步,重新制定华文的教学内容与考试制度或许是当务之急。

论到功利因素,中国的崛起令到全世界都刮起了“中国风”,各国都有无数人为了赶上这趟快车,而积极学习中文和华语。反观向来怕输的新加坡人,却意外地在学习中文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慷慨,似乎觉得赶不上别人是“输得起”、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像昔日建国初期时,为了向欧美国家看齐并吸收西方先进知识,不得不努力学习英文英语那般积极。

马来族和印度族至少在宗教和传统文化上还保留一定的风俗习惯;然而许多年轻华族家庭除了过年期间,才稍微表现得比较“华人”些,平日是无法从生活习惯和方式中认得出他们的民族特性的。君不见许多年轻华族国人一家大小出门在外,全都口操“新加坡式英语”;若是外地游客遇见,恐怕一时还无法知道这家口人是什么族群,或许就干脆统称这些只会说“新语”的国人为“新加坡族”(Singapore-race)吧。

《联合早报》6月19日的社论以《关注家庭用语的快速转变》回应这最新的统计数据。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母语逐渐在家庭中没落的现象令人忧虑和警惕之处,在于母语的使用率日益降低,一般人的母语水平最终也会随之下跌。这一来新加坡原有的双语优势也必然跟着削弱。”

这点相信深谋远虑的国家领袖早已洞见,因此才有所谓的“双文化”和“中国通识”课程,旨在培养一批精通中英双语和文化的人才,趁中国崛起的当儿赶搭这趟经济列车。许多60年代出生的国人,更因能够操华英双语及多种方言,而在中国或其他东南亚地区工作或经商时,比不会方言的人多一份优势。

另外,印尼华人因政治因素曾一度失去学习和使用中文的机会,导致今天大部分中年人都不懂得读写中文,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大多数印尼华人都会说自己籍贯的方言,有的甚至可以用流利华语来沟通。新一代印尼年轻华人更是努力学习中文,不单只是功利考量(例如因中国崛起),而是重寻和重建华人的身份感。

狮城脉搏

笔者初到印尼时,虽不懂得说印尼语,却因懂得说闽南话,可以与当地华人沟通。上网收听或收看香港节目时,也因能够听得懂粤语,能够明白许多重要的资讯,以及享受许多丰富的道地香港节目。

反观今日,当中国在科技等领域已开始超越欧美国家时,何以我们仍视若无睹,不赶紧加把劲儿让子女学好中文、说好华语,以便将来能够把他们送往中国留学?

新加坡双语教育向来是国人引以为荣的一项政策,然而最近统计局公布的每十年一度人口普查数据却显示,本地五岁以上居民人口当中,从2010到2020年的10年间,以华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从35.6%进一步下降至29.9%。反之,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则从32.3%飙升16个百分点至48.3%。

其实,我们不是要培养双语精英,我们需要的是使华文普及化。语言文化不应该只属于少数的一批精英分子所拥有,不论是用来执政或经商。现有的华文教育模式似乎不是以华文普及化为目的,反之则是一直朝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看见华文课被“等级化”了!

笔者的香港和广州友人甚至把粤语当成是他们的国语,印度尼西亚的福建人更把闽南语称为“唐人话”(即华人的语言)。可见,我们所视为可有可无的方言(dialect),对世界其他华人而言则是不可或缺,也不可能被其他语言所取代的。

纵使我们落实望子女成龙成凤心愿的方式,并不是要他们出国留学,我们也当在商业领域为他们着想。今天没有人会轻易忽视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人经商,学习中国语文是不二法门。

问题是新加坡式的英语,是否就能够像英美澳等地的英语般,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君不又见许多本地年轻人在媒体前用英语接受访问时,支支吾吾说了老半天仍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实际上,对中国人民而言,华语(普通话)并非他们的母语;他们的母语是他们祖先籍贯传承下来的“族语”(ethnic language)或“家乡话”。例如福建人的族语就是福建话(或闽南话),广东人的族语就是广东话(或粤语)。

那些能够修读高级华文者肯定非泛泛之辈。除了要兼顾其他科目(尤其是英文),还要拼这门难上加难的科目,除非从小在相当严格的双语环境中长大(包括拼命恶补华文),相信没有多少国人的孩子能够达标。

这些普遍使用英语为“家庭用语”的年轻国人,何以说的英语会如此不管用,甚至程度还不到半桶水?反观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却都能说一口流利且标准的英语。新加坡年轻人面对这些真正的双语(甚至三语)人才,何来之优势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