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导力是第三个要素。在公共紧急情况下，处于国家机构高层的人有权采取果断行动。这些人是谁，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激励，会对他们行动的有效性起着很大的影响。一些政治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将这场疫情视为对其政治命运的威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他领导人则认真对待他们作为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角色。

那么，造成结果出现差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尽管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因素至为关键：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政治领导力。

但这些结果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关于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比较。在东亚抗疫表现最好的国家中，既有专制国家，也有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考虑到像越南这样的较贫穷国家比许多富裕国家做得更好，这种差异也不完全是由于经济资源或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所致。

英文原题：Pandemics a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国家能力或许显而易见，但它仍然是根本的要素。不具备强大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将在疫情中陷入困境。这一要素赋予了东亚国家巨大的优势。但国家能力也并不是全部。在卫生部门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的巴西，证明拥有足够的能力并不是防止更严重危机的充分条件。

早在冠病疫情暴发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就已经被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所困扰，这反映在广泛的抗议活动和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上。该地区支离破碎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一种有时被称为“政治衰败”的现象。经济和社会的积极成果使民众的期望不断上升，而当现有的政治制度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时，它最终会失去合法性，并陷入不稳定状态。

2019冠状病毒疫情营造了一个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测试不同治理体系的实验场，最终揭示了各国表现的巨大差异。例如，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和日本）在控制疫情方面，往往比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做得更好。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拉丁美洲的新中产阶层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其后果现在正完全显现出来。对长期高度不平等和腐败的失望情绪，加剧了人们对被认为利用政治致富的精英阶层的日益不满。

最后，了解以民主方式实现这些变革所需的行为者联盟非常重要。变革需要政治动员。归根结底，是人民，也就是我们所有人，制定和维护我们称之为“制度”的规则和政策。

这些不同政治计算的结果，在国家疫情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均有所反映。政治领导力表现在诸多层面；但如果没有跨政府层级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行动，整体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

作者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及斯坦福国际政策硕士研究生计划主任。Luis Felipe López-Calva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拉美和加勒比助理署长兼区域主任

其次，更广泛地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须要重新考虑基本的“游戏规则”。这可能意味着推行财政政策来重新分配收入，采取法规防止少数行为者抢占市场，并为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决策和治理创造更好的途径。这一项目耗时更长，但它对于创建防范下一次大流行所需的机构类型至关重要。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国家能力有限、社会信任度低，以及政治领导力糟糕，均是民主恶化的警示信号。从全球范围看，疫情显示我们正面临一场民主衰退，暴露了长期在表面下积累的挑战。我们可以将这些挑战，视为导致国家或多或少受到疫情影响的先决条件。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信任，它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民众必须信任其政府；否则，对隔离等繁重但必要的公共卫生规定的遵守程度将会很低。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信任”过去10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直呈下降之势。作为社会信任第二个方面的民众之间的信任，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在疫情期间的许多国家，低社会信任度与高度两极分化相互作用，造成了毁灭性后果。

上述治理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投资于国家能力和建立社会信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需要良好的政治领导力。尽管如此，在那些面对疫情时正经历着无效治理恶性循环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可以在三个相关领域采取建设性行动。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是公共政策。现在改进或扩大应对疫情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措施还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