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厢，《环球时报》则引述港媒评论，指《苹果》“一路走来恶行累累，破坏新闻界风气，更破坏香港法治，同时鼓吹外国制裁香港以及国家，走到今天的地步是咎由自取”。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更说《苹果》停刊后，“香港每年会少3亿张废纸”，足见对该报的不屑。
迫害基本权利也好、《苹果》自食其果也罢，相信难以得出定论。《苹果》作为形象鲜明的报刊，刊载26年来以调查性报道见长，敢挖其他报社所不敢，更曾报道过香港高官在调高汽车登记税之前，买车却没有申报利益，不畏权力和敢于揭露真相的坚持，获得一定读者群的肯定。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znam@sph.com.sg
此时再回头看黎智英“新闻商用功能至上”的信念，如果盈利是最大追求，那么一步步走向停刊、让香港的多元生态少掉较不同的声音，还让报社职员失去饭碗，跟这信念自相矛盾。或许，政治目的才是《苹果》的终极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的公信力长期在港媒中吊车尾，但2013年后此消彼长，2019年攀升至全港第三。这不得不说与该报反共的立场，以及部分港民对政府的抵触情绪相关。然而，这也注定了该报在中共加大治港力度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难道《苹果》终亡的教训是“与权力作对没有好下场”，难道面对权力就再也不能说“不”？这样的结论唯恐过于片面。与其说《苹果》是硬生生被撵出场，不如说它没有适应、不打算适应《香港国安法》通过后的新局势，甚至选择以自己最终的谢幕来发出最后的控诉。
苹果也分好坏，有的像夏娃咬的那颗，让世上有了罪恶；有的则像300多年前从树上掉下砸到牛顿的那样，让他发现地心引力。少了《苹果》的香港也许会较少波澜，也可能失去一些有意义的调查性报道。如该报副社长陈沛敏在《给香港人的告别书》中写道：“苹果被埋葬在泥里，种子却长成满树更大更美的苹果”，希望如有这么一天，结出来的是不断引人向善的“善果”。
只要翻阅中西媒体对《苹果》停刊的评价，不难发现政治理念光谱的两极，急欲抢占《苹果》停刊后腾出的话语真空。西方媒体渲染《苹果》职员泪别的场景，美国总统拜登更指《苹果》停刊是“媒体自由难过的一天”，并说北京当局阻断了香港人民拥有新闻自由的权利。
具争议性、有自己的办报风格无可厚非，《苹果》有办法经营26年也说明了，并非说“不”就不被接受。但说“不”也有说“不”的方法。《苹果》以顽抗的姿态回应香港政治生态的本质性变化，而不寻找不加剧政治对峙的方式，固然是它的选择，但也预判了它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事态走向。
不过，对《苹果》“恶行累累”的评价也并非空穴来风。从创刊初期的削价战，到陈健康事件中给事主金钱嫖妓换取独家照片，而陷入专业操守丑闻，甚至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发表误导性报道，可以说《苹果》为了开拓市场，无所不用其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对《南华早报》表示，对黎智英而言，新闻是商品，应以吸睛程度而非重要性作为衡量标准。
“假如夏娃当初不是咬了禁果一口，世上就没有罪恶，也没有是非，当然也不会有新闻。”黎智英因此把他1995年6月创办的报纸，命名为《苹果日报》。但该报也因吃了试探国家安全底线的“禁果”，最终走向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