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都该庆幸,类似课题可以在承平时代,以各方都能秉持温和理性的方式进行探讨,避免必须龇牙咧嘴或出动国家机器抓捕的方式,探讨国家最敏感的事务。很多国家在处理族群问题时,因为心态上的极端化,即便同文同种,也造成“仇恨激发更多仇恨”的历史裂痕,长期难以消解。

上述假设还潜伏一个理想状态,就是政治人物都近乎完美,个个一心一意为国家做事,没有半点心思用权力去想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在这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家,也得在每一种国家问题中,选择与衡量政策的利与弊,可行与不可行之处。而最终所做的抉择,也可能有疏漏,或者根本当初的抉择就是错的。

然而类似这样的理想状态,除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章,没有在现实世界出现过,也完全不符合经济法则,于是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理想。

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有多远,根据经验,总要在现实中才能体会得到。名词也一样,最具争议的例如民主,从朝鲜到美国都这么用,但只有朝鲜人和美国人才能体会自己的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人们的想法跟着时代和社会一起发展,先前运作顺畅的政策未必能持续解决原来的问题;而问题的本质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执政者最大责任是为国家各种问题寻找最佳方案。从理论上来说,人类能想到的最佳方案,未必都能符合各种人文理想的最佳状态。例如每个男女都按年龄进入婚配,生育两个孩子,少数生育三个,人口替代长期保持健康水平;大多数年轻人乐意从事体力工作,全国经济活动都能自给自足,并且可以自我调节;一些人可随自己兴趣过日子,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这样大家身心愉快之余还能促进经济,还有多余产品可以对外贸易买些奢侈品;最好还能有盈余。

类似课题随着全球化的思想交流,会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这其实是好事。一方面,如果本国人终其一生都只追求衣食之满足,不愿思考更深沉的国家社会课题,非国家之幸;另一方面,如果思想领域一直没有交锋机会,也容易形成某方面(未必是官方)的一言堂。而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不具备思考能力与工具的一方,终究无法做出理论和理性的探讨。很多国家在一方失去理性探讨空间后,诉诸没完没了的暴力,都是前车之鉴。

根据美国学者贾德戴蒙的理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成功的征服者主要依靠的是“枪炮、病菌和钢铁”——以此为书名出版的这一理论,因为具备大量考古和实证考察,因此一直被学界所认可。但征服(或者取得统治权)是一回事,治理又是另一回事。

近些年来,以德国和瑞典为主的欧洲国家,基于人道立场收留大量叙利亚难民,却发现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和冲击,甚至付出选举的代价,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超出国家的负荷,后来纷纷改弦更张。这只是国际新闻的过眼云烟,却足以说明,即便像比美国更重视人道主义精神的欧洲国家,基于理论与信念的政策,仍然必须考虑本身的处境与利益。

于是,不完美的政治人物要寻找最少缺陷的政策,解决棘手的问题,就是最普遍的政治现象。但人们最常看到的却是:充满私心的政客寻找自己获益最大的政策,解决其实并不麻烦的问题。这便是很多国家人民饱受折腾的原因。

然而当理论用来指涉现实社会,或试图引导做出根本性变革时,就必须小心对照现实中的情况,与理论所描述的是否一致。我们从近代史上看到太多以人民的名义为饵,却遂行私人意志与利益的惨剧。多少革命或剧烈的社会变革,既欠缺事前的理性讨论,事后也毫无问责机制,却让一个社会或民族付出惨痛的代价。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都打着建设共荣圈的名义;马克思主义更是夸口拯救全世界无产阶级,结果都被野心家所利用。

在这之中,以种族问题最棘手。批评者认为本地各种机制中都带有种族主义,更有人认为种族主义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的政策,加上长期的教育和官方话语,强化了多数族裔内心的族群偏见。官方论述则不认同本地有所谓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多数理论的存在不仅方便论述或反论述,刺激思考,也有利于扩大人类的思维面向。

作为多元种族的复杂社会,新加坡不能把长期和谐视为理所当然,除了在族群间相处要时时谨慎谦恭,至少可以依据几个架构,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对话,持续强化共识。

以本地来说,涉及贫富差距的中低收入阶层薪金、涉及男女平等的性别和婚姻、涉及族群平等的身份证种族分类和组屋配额等,都是近年越来越受关注的课题。学术界以理论解读,民众则根据自身感受,不时在网上议论。

作为多元种族的复杂社会,新加坡不能把长期和谐视为理所当然,除了在族群间相处要时时谨慎谦恭,至少可以依据几个架构,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对话,持续强化共识。一是法律架构,这方面我们已有针对宗教与种族的法律;二是建立对话机制,让涉及种族的课题有一个具体而专业的自由对话空间,无论官方、民间或学界都能自由参与,避免话语只能流落网络空间,零碎又容易触发情绪;三是成立仲裁机构,由不同领域代表主持,为涉及种族却非法律的事务进行仲裁,寻求和解,避免情绪的积累。下雨之前先修好房子,就是未雨绸缪的意思。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人类社会的复杂,造成一件事很难有简单完美的解决方案,因此有心把国家治理好的政治人物,只能选择最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同时根据人道等等普世原则,给予受冲击者充分的照顾。

政策抉择与治理能力决定国家在一件事上的成败,累积综合来看就代表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