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国内疫情受控，我们才能集中精神谋求经济复苏，在疫情笼罩的世界打开新的生路，也不必一直要动用老本来应急。如果我们的经济一直受这样的折腾，财政将难以为继，此所谓坐吃山空。
然而，这边厢有许多人在要求加紧管制，那边厢却有许多人在呼喊加快松绑。许多需要外劳的公司（如建筑业）的申请都被按下来延后处理。人手严重不足，延误了各种建筑工程，包括许多年轻情侣和配偶正在热切等待的预购组屋。
我国抗疫近一年后，政府于去年12月28日宣布阻断措施解封进入第三阶段，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很快全面恢复，4月初，彭博社还把我国列在当月“抗疫韧性榜”榜首。不料变生肘腋，社区病例和感染群突然激增。很多人因而怪责政府没有及时禁止来自南亚国家的人入境。禁令后来是发了，但有人觉得已慢了半拍。这一转折凸显管控疫情之难。
两天后，回教徒庆祝开斋节。隔天（14日），政府随即宣布收紧管控措施，为期两周，从5月16日至6月13日。5月4日，抗疫小组才刚宣布将重返解封第二阶段，如今则是进入了“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两个星期后若疫情未有好转，防疫措施会进一步收紧。5月26日是卫塞节，佛教徒只能低调庆祝了。
从目前整个世界的抗疫情况看，这样的可能场景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真实了。我们确实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所以，抗疫的前路还很漫长，没人知道疫情会怎么演变。我们因此必须有心理准备，前路是颠簸不平的，一个可能性是病毒将不会消失，而是会一直在人间流行。这一来，我们就须学会与病毒共存。
黄循财“刀口上”的比喻成了抢眼的新闻点，但是他那次在国会的讲话，另一个重点似乎却被忽略了。他指出，接种疫苗是结束疫情的关键，但要在全球范围内接种，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次，病毒一直在变异，传染性越来越强，抗拒现有疫苗的能力也越强，世界接种疫苗的速度根本赶不上。
这就意味着：一、难以期待世界疫情能在一两年内结束；二、世界经济也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恢复活力。对新加坡而言这些都是生存问题。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病毒一直在变异，除了印度变种病毒，其实还有英国、南非、尼日利亚、日本、巴西、美国等等变种。
事后来看，当局显然确实有难言之苦。或可用两句成语来概括：顾此失彼，投鼠忌器。难题是多重的，因此很难面面俱到。首先，是要管好疫情，又必须照顾“国情”，即尽快复苏经济。其次，是必须抗击疫情，又必须顾及人情和舆情，不能像澳大利亚政府那么狠，连流落他乡的国民也一律不准回国。
其次，新加坡和澳洲一样，也有不少来自印度等国的新移民、永久居民，以及他们的家眷。印度疫情恶化后，许多滞留当地的人都急着想回新加坡，这是难以拒绝的。折衷办法，是做好检验和隔离。这是人情。但对南亚诸国的大门最后还是关上了。
对于为什么在印度疫情大暴发后，新加坡没有尽快对之关闭边境，黄循财在5月4日作出了解释。他说，新加坡是个缺乏资源的小国，不能长期关闭边境。我们需要客工来帮助建设家园，也需要他们帮忙做很多其他的日需工作，包括照顾年长者。因此，我们很难长期关闭边境，我们在管理边境方面，一开始所采取的是风险管理的做法（risk-based approach），控制抵境人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
当然，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闭关自守，问题是能闭多久。前面提到黄循财所说的冒着风险，或是基于风险的做法，因此很值得注意。意即不能死等，必须想法突围。要突围就一定要冒一定的风险。
对南亚国家客工入境的限制收紧后，许多工程将面对进一步延误的窘境。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急切需要外来女佣的家庭，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不能完全闭关自守的大原则是对的，但在必要时，及时对疫情恶化的地区关上大门，在时间点的拿捏上，终究难免引起议论。然而，继续争论也于事无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才是当务之急。机场、关卡、医院、社区、学校等等，每个地方的可能缺口都得补上。接下来就看到月底时能否安然渡过这一关，脱离危险的刀口。
有些变异病毒的抗疫苗能力也越来越强，等于说以后很可能演变成与流感类似，我们可能每年都得注射新疫苗。还要注意到，不少冠病病患者是没有症状的，或是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症状，却能传染别人。目前，我们的社区里就有这类染病者到处“趴趴走”，防不胜防。
新一波疫情即使被控制下来，国外的情况却未必跟着相应改善。反之，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恶劣情况，恐怕还要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变种病毒迅速蔓延世界各地，加上许多国家无力为民众广泛接种疫苗，因此也谈不上实现群体免疫。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上个星期二（5月11日），联合领导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形容当前的新加坡的疫情形势，正处在“刀口上”（on the knife edge），这里意指情况非常危险，令人担心，后果也难料。（按：刀口上通常是比喻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把钱用在刀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