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诚建议政府官员实地考察超市鲜果部，也同超市收银员了解，观察到底是哪些国人刻意多领取免费塑料袋，并付诸于实用？如果只是和超市管理层对话，对减少运营开支（塑料袋收费）和增加垃圾袋营销，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打从1970年代环保运动在全球兴起，世界已经意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环境保护已是我们每个地球人的共同使命。
我支持环保运动，但由于许多政策直接影响民生，我希望决策者谨慎严肃考虑政策的实际效应，以避免类似之前政府在饮食场所推广一次性餐具所造成的环保反效果，而打回原形。
有些国家宣布实施收费后，有效降低塑料袋的使用，但是它们没有提供其他有关替代品和塑料袋使用量的总体数据，也没有通过全面调研来确认其有效性。按常理，如果实行收费，那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增加塑料袋的购买。这是否会产生反面效果，增加整体塑料袋的滥用呢？
我也对所谓“公民小组成员大力推动对超市一次性塑料袋进行收费的建议”的国民公平代表性产生怀疑。受收费影响的会是较低收入国人；一般上，由于教育、经济背景和沟通水平，低收入家庭的话语权是不对等的。
经过几十年环保运动，我们吸取了经验，了解每个措施都有其相关代价，所以须要有前瞻性的考量，例如以纸袋取代塑料袋，可能衍生过度的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生态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环保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权衡，我们期待全球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锲而不舍地发展科技，以解决环保挑战，例如开发聚乙烯醇（PVA）为材料的水溶塑料袋。
虽然立法收费或罚款就和吃退烧药一样，表面上符合国人的习惯，是解决所有疑难杂症的最好良药，但我认为塑料袋收费影响民生，为了意识形态而强势推进，是矫枉过正的举措。
犹记得在2019年国会辩论时，虽然多名支持环保的议员呼吁政府考虑对塑料袋征收费用，以遏制滥用塑料袋的现象，时任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阐明，塑料袋替代品未必更加环保，再加上新加坡的专门垃圾处理能力，即垃圾焚化厂焚烧塑料袋而非直接填埋，所以不会影响环境等缘由，表示不考虑对一次性塑料袋征收费用。
减少使用塑料袋固然重要，以每人每年146个塑料袋为基点，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如果包括额外购买的垃圾袋，净减少塑料袋又有多少呢？除了表面上的环保意识形态（我们成功加入其他发达国家行列，通过收费减少消耗一次性塑料袋），这么大费周章、如此劳师动众，增加低收入者日常开销的塑料袋收费制，有实际意义吗？
和受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的贫穷落后城市相比，新加坡人的环保意识较高，政府处理垃圾也达国际标准。垃圾是不分国籍和边界的，重点是，模仿他国实行塑料袋收费制，但忽略我们国家在环保上的成就，我们是不是随波逐流，追求象征性的环保意识形态，而漠视民生呢？我甚至怀疑，上游的垃圾问题，例如邻国塑料垃圾随着海潮流进我国，会因收费制而解决吗？
和服装或家具公司不同，超市会将食品和日用品分开装袋。如果收费而减少使用塑料袋，又会不会发生食品和日用品交叉污染呢？
我们是否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处理其他挑战？例如饮食场所仍然使用大量一次性餐具和泡沫饭盒（塑料袋和泡沫塑料各需要20年和450年分解）。环境当局是否应该澄清立场，在减少用水和塑料之间做个取舍？又如在对抗冠状病毒疫情所产生的大量一次性个人塑料品（面罩、针筒、医疗外套），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探讨应对方案呢？我相信如果环保人士能够解决这几个课题，其效应会远超塑料袋收费。
过去由于生活条件简陋，国人用旧报纸包裹食物残羹后倒入垃圾桶。为了环境卫生，减少老鼠蟑螂滋生，政府鼓励国人使用塑料袋包装生活垃圾以妥善丢弃。经过一段长时间熏陶，国人总算已经养成习惯。现在如果收费，较低收入者被迫选择另类方法处理残羹垃圾，加上现在旧报纸难求，之前养成的卫生习惯可能会功亏一篑。将来制造的卫生问题，又要谁来负责呢？
我对此次政府立场转变的不科学感到失望。更失望的是，政府基本上已经决定收取费用，接下来的公众咨询和展开征求超市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是研究收费模式、具体金额、实施时间表等课题。
但是，就在短短一年多，这个立场却改变了。此番转态的考量，表面上是观察到许多国家在实行塑料袋收费制后，有效降低了塑料袋的使用，也因为多个连锁服装家具品牌在本地开始对塑料袋收费后，反馈似乎不错。
许连碹提到两组数据，“我国在2019年丢弃的生活垃圾中，有20万吨属于一次性垃圾，相当于40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容量”和“国人在2018年使用共8亿2000万个，或每个人每年146个塑料袋”。事实上，每一个塑料袋重约5克，年耗8亿2000万个塑料袋，总重量是4100吨，只是20万吨一次性垃圾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就这些数据作出澄清，就很容易产生混淆。
环保是所有地球人的责任。我坚信环保工作势在必行、人人有责，但我也希望决策者不会让环保课题沦落成似是而非的伪道理。
作者是旅游咨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