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克罗夫特在国际权力结构面临巨大变迁之际，临危受命成功发起波斯湾战争，塑造美国冷战后期外交政策。如今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衍生的实力扩张，再次引发国际权力架构变迁，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中国系统性威胁，美国需要一位斯考克罗夫特式的领导人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斯考克罗夫特举止公道，不会利用与总统的亲密关系来排挤他人，善于弥合政府中高层之间及各个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差距。正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Stephen Hadley）对斯考克罗夫特的评价：他保证机构运行的公正、透明和包容；维护同事的信心；保持低调的公众形象，喜欢幕后运作；并向总统私下提供建议。
这种方法最能有效为总统服务，并提升制定健全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沙利文的性格和角色都与斯考克罗夫特相似。前副国务卿霍马茨（Robert Hormats）认为，沙利文的做法让人不由自主想起斯考克罗夫特。沙利文有很强的见解，善于将所信之人的观点汇总在一起传达给上级，确保上级看到不同的观点。
作者是上海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员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被誉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大师”，曾担任美国总统福特和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并称美国历史上最智慧的“战略三杰”。
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就任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时，美国正面临1945年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冷战的终结。斯考克罗夫特帮助制定了针对即将解体的苏联的美国外交政策。1991年，斯考克罗夫特协助策划“沙漠风暴”行动，成功地应对波斯湾军事冲突。
第二，他将涉华工作扩展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领导层，“全政府”处理中国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在国家安全机构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与国务卿吉姆·贝克、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等人无比信任。斯考克罗夫特负责指挥、协调，并确保内部意见分歧不会影响行政当局对世界一致的看法。
沙利文将把传统上涵盖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亚洲事务局，与监督印度的南亚事务局合并，成立印太事务局，并由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领导。这些变化实质上颠覆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印太事务局超越中东事务局和欧洲事务局，成为国安委最大的地区事务局。
斯考克罗夫特所确定的“斯考克罗夫特模式”被誉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黄金标准”，而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拥有极强的专业能力和战略眼光，具备“诚实经纪人”的特点，被认为极有可能成为斯考克罗夫特继任者。
秉持“鲜血和财富”政策
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大幅度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人员，并在相互不信任的气氛中将许多职业官员边缘化，导致特朗普制定政治而非政策。如今，拜登多次希望沙利文可以重塑美国的安全团队。
在沙利文改革下，关于中国的工作几乎扩展到每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理事会，这意味着负责技术和国家安全、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国防、民主和人权以及国际经济等五大部门都将参与制定中国政策。
沙利文亲自将中国作为优先事项，注重跨部门、跨机构的建设能力，打破内外政策之间旧有的孤岛。此外，面对所谓中国的网络安全和技术问题，沙利文主张设立了新部门——网络和新兴技术部，由网络安全和情报界顶级专家诺伊伯格（Anne Neuberger）负责领导。
奥巴马前特别助理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沙利文在考虑各种各样的论点时非常有思想，他并没有以“我都知道的感觉”来解决问题，而是综合看待所有问题。前国务卿希拉莉的长期顾问莱因斯（Philippe Reines）称沙利文为“诚实的中间人”。
今年1月29日，沙利文在出席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的活动中提出四点主张：更新美国（西方）民主的基本基础、与民主盟友和伙伴保持同步、国内进行积极投资保持其在前沿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在包括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成本。无疑，这与斯考克罗夫特的“鲜血和财富”政策类似。
第一，他将亚洲事务局和南亚事务局合并为印太事务局，重点布局印太地区。
一方面，斯考克罗夫特确保整个机构的信任可以向上、向下延伸。斯考克罗夫特的“缺乏自我主义及其温和态度使得与国家安全团队其他高级成员建立最密切的工作关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斯考克罗夫特确保不同机构间平行协调。
沙利文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活动上也表示，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关系，并将其视为在印太地区建立实质性美国政策的基础。这充分表明美国国安委将优先考虑中国以及更广泛的印太政策问题。
福特总统上任后，斯考克罗夫特开始重振国家安全顾问的权力，“斯考克罗夫特模式”开始出现。布什总统期间，斯考克罗夫特选择退后，协调并让内阁秘书占据中心地位，“斯考克罗夫特模式”得以确立。
沙利文“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或解决方案适合所有情况”观念，正在践行斯考克罗夫特的“奉献精神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信条。
斯考克罗夫特一直奉行“开明的现实主义”哲学，他认为美国的战略利益允许国家之间进行双赢合作。斯考克罗夫特一直关注国家安全政策的更大目标，试图保护美国的“鲜血和财富”。保存“鲜血”意味着保护美国及其美国盟友的生命，优先考虑外交、情报和除战争之外的其他方法。保护“财富”意味着保护和增加个人、公司和国家财富，明智地促进美国商业利益。
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所表示，美国官僚主义对中国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重视已经逾期。1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但这并不总是反映在美国的官僚结构中。最典型的就是特朗普政府机构由政治推动，同时伤害敌与友。
具备“诚实经纪人”性格
这促使了布什政府出色协调德国在北约内部的和平统一、成功地从科威特驱逐伊拉克军队以及应对苏联和平解体。沙利文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等人都拥有友好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朱莉娅表示，面对混乱遍布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沙利文有责任有能力实现机构程序之间的强有力运行。
作为尼逊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前任基辛格成为尼逊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导力量。基辛格将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挤到边缘地位。在尼逊第二任期，基辛格同时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职务。
沙利文既没有陷入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纷争，继续坚持特朗普兴起的“四方安全对话”，将其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基础。同时，沙利文也没有陷入中美零和博弈的政治盲动，而是认为美国应寻求的，不是达到类似于冷战的最终状态，而是要以有利于美国利益及价值的条件，保持清醒共处的稳定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