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损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国际形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军事强国，宣称“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具有道路、理论、制度及文化“四大自信”，然初期疫情防控失当，被批判源自集权体制。党国体制一向被称为全能主义、集权主义或韧性威权主义、后极权威权主义政体，强调权力高度集中、反对三权分立、权力分立与制衡、西方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防控过程，凸显完整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足；同时彰显国家机器对新闻媒体自由及社会自主性力量控制；也损及中国社会主义强国、大国形象。
中国政府对此波疫情的危机处理，涉及其执政能力展现及政权合法性基础维护；而疫情防控初期失灵，所反映出欠缺透明化、隐瞒、缓报、谎报及延报致疫情扩散，恰折射出党国体制过度强调党的全面领导、集中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地方治理能力间冲突鸿沟。
首先，冠病疫情从失控到缓解，凸显国家治理体系尚有完善空间。此根源于威权独裁政体导致公民无法监督政府，官员隐匿疫情导致延误处理黄金时机及做出错误决策，此为疫情灾难蔓延的关键因素。
为有效达成公共疫情危机管控，中共于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提出建构15个体系、九种机制及四项制度，借此强化国家对疫情防控能力以紧急应变公共危机事件，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及合法性基础。
中国政府强化问责责任，借由立即拔官“弃车保帅”，以求尽速平息公众抗议与怨怒。2月13日中共宣布，由上海市长应勇替任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借此挽回政府公信力及公众向心力。
冠病疫情从延烧肆虐到逐渐可控，中国政府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是否得宜，引发截然不同观点。批评者认为，疫情蔓延源自隐瞒疫情、延后通报、中央与地方政策协调出现阻碍。这是集权体制下国家治理体系欠缺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足问题，导致地方治理欠缺政策自主性与回应性的困境；肯定者则认为，中国政府展现强大紧急应变及危机处理能力，有效防控公共疫情，充分展现国家治理能力。
若干国际媒体批评此次疫情管控，正暴露出集权统治的弊端及漏洞，此体制充满的腐败无能、效能低下、缺乏透明与问责。此或许并非完全客观之评论，忽视中国政府在防疫过程中所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就此而论，中国政府面对后冠状病毒时代，有必要加强改善国际形象的塑造。
值得关注是，冠病肆虐期间，中国社会精英也展现追求疫情透明化、言论自由空间的渴望，却遭压制。例如李文亮医生等八人因揭露疫情被警察拘留处以训诫，及湖北省新闻记者张欧安要求湖北省及武汉市领导下台，却遭删除微博留言及其所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向湖北党政机构“道歉”，及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为文批判疫情失控源自极权体制，实属“人祸大于天灾”，及深入武汉疫情现场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也接连传闻“被消失”等等。似乎一时间“言论自由”呼声不断，然最终并未激起大规模公民维权运动。
其次，党国体制基于维稳思维，限缩新闻媒体独立报道自由。此波冠状病毒在1月快速扩散，最关键因素源自权力过度集中的僵化国家治理体系所造成。此一治理体系欠缺透明化及新闻言论自由空间，导致疫情隐瞒、缓报，拖延黄金防控疫情时间。维稳第一的社会管理体系，让信息无法公开、下情无法上达，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唯上不唯下、报喜不报忧，最终导致疫情没有及时发布与应对，公众对冠状病毒毫无知觉和没有采取防护措施，致疫情持续扩散延烧。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再者，疫情失控扩大与可控皆源自于集权党国体制及治理体系。中国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此次冠状病毒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显得较为失序混乱,甚至有论者批判“中国的治理体系及能力无疑是造成这次大浩劫的根本原因。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暴发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不仅扩散至全国，其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严重超过2003年沙斯疫情；同时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外商投资、国内消费。
此波疫情防控可能挑战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拖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达成。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种集权体制始能够充分发挥动员能力，进行全面性危机处理。冠状病毒防控恰凸显党国体制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鸿沟，形成一种权力集中化／分散化、治理单一核心／多元中心之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