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全面反腐运动以来，受到惩戒的官员已经超过150万，包括中国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人。其中包括曾任江苏省南京和扬州领导人的季建业。季建业现在声名扫地，人们只记得他的受贿和丑闻，但在垮台前，他曾以铁腕能力而闻名。《南方周末》一篇报道说：“在扬州，大多数人都承认，季建业是解放60多年来，对扬州贡献最大的领导。”

另一方面，反对者犯了相反的错误，放大了中国的腐败故事，忽视了腐败官员在促进增长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所发挥的有效作用。2012年被戏剧性赶下台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尽管他公然滥用权力，但却扭转了这座内陆城市的命运，并将公共服务和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数以千万计的城市贫民。

悖论定义了中国政治经济。中国由共产党统治，却实行资本主义。政权实行精英制度，但无法摆脱腐败问题。了解中国就要把握这种表面矛盾，今后10年这种状况仍将持续下去。

这种悖论并不局限于季建业。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的镀金时代》，我分析了331名中共市委书记的职业生涯，其中40%被控腐败者均为五年内得到升迁，有些升迁甚至只是垮台前几个月的事。

英文原题：China's Corrupt Meritocracy

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描述存在很大分歧。其中一个阵营将中国描述为儒家式的精英政治，正如山东大学的贝尔（Daniel A. Bell）所描述的，中国“按照德和才的标准”，通过自上而下的程序选拔官员，而不是通过选举。在贝尔看来，精英政治是民主的另一种选择，甚至是挑战。他建议中国政府向国外输出这种模式。

像一场超大规模的打鼹鼠游戏，习近平的反腐攻势已经捕获数量惊人的官员，而且还在持续进行。然而，反腐运动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政治领袖的业绩取决于企业朋党的政治赞助。接二连三的逮捕也没有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权力，而这才是腐败的根源。反之，习近平将国家干预提高到多年来未见的水平。

此外，任何政治精英制度都面临谁来监督守护者的问题。李世默将党的任命机构组织部形容为“有理由成为某些最成功企业羡慕对象的人力资源引擎”。然而，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那就是组织部比其他机构更容易腐败，这恰恰是因为它控制着任命和晋升。结果你看，2018年，中央组织部因贪污而受罚的官员就多达68名。

可以肯定，中国精英政治的倡导者如风险投资家李世默，承认中国精英政治存在庇荫和腐败，但认为“成绩依然是根本驱动力”。不过，与其说腐败是体制的一种缺陷，不如说是一种特征。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共控制着宝贵的资源，从土地到金融再到采购合同，而中共的个别领导人能够也切实掌握巨大的个人权力。因此，领导人发现自己时常被各种寻求帮忙的要求所淹没，其中很多都伴随贪污腐败。

（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两大阵营都未能理解腐败与政绩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政治体制下的共生关系。对那些正式薪酬较低的政治精英来说，任人唯亲不仅能支撑奢侈消费，而且有助于推动职业发展。富有的亲信捐款给公共工程，动员商业网络投资于国家建设计划，并帮助政治领袖完成他们的标志性项目。这些项目既能改善城市的面貌，又能美化领导人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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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季建业的长期朋党在他任职期间发了财。为换取丰厚的礼金、贿赂和公司股份，季建业授予朋党的企业近乎垄断的政府建设和翻新项目等市场准入权利。其中一家企业叫金螳螂，出现了在短短六年内利润增长15倍的奇迹。季建业越是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制造越多的利益。

还有一个阵营由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和作家章家墩等反对者组成，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坚称中共正在腐败堕落，而且很快将陷入崩溃。裴敏欣耸人听闻地将中共政权形容为充斥着“掠夺、放荡和彻底的无法无天”。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不准确。腐败和能力不仅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共存，而且可以起到互相强化的作用。季建业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大规模拆迁和城市改造项目，他迅速将扬州改造成屡获殊荣的旅游胜地，在职业生涯中赢得“拆迁市长”的称号。在他领导下，扬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江苏省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