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几乎每五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贫穷线下，最低薪资每小时4.82美元（约6.58新元）。香港的贫富悬殊差距几乎是50年来最大，严重程度在全球排名居前。这里有全球最长工时、最高房租。薪资上涨速度跟不上房租涨速，房价中位数比家庭年收入中位数高出20倍以上。
受到政客、野心家的煽动，香港人走错了方向。老实说，香港人也是受害者。以下一些民生问题，是横在香港人眼前的数座大山：
四、贫富悬殊。《纽约时报》报道，有740万人口的香港，可能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地方。在香港，面积只有纽约、伦敦、旧金山公寓一半大小的房间，租金却比这些城市更高。香港有21万人住在非法隔间的“鸟笼房”公寓。
例如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父子（拥有香港电灯有限公司近40%权益）、新鸿基地产集团的郭氏家族（拥有原名为九龙巴士的载通国际近40%权益）、恒基兆业地产的李氏家族（拥有香港中华煤气近40%权益）、新世界发展集团的郑氏家族（全资控制的新创建集团拥有新世界第一巴士、城巴与新世界第一渡轮等公共交通服务）、九龙仓／会德丰集团的包氏与吴氏家族（控制天星小轮、港岛电车与葵涌部分货柜码头）。
深圳边界有道防火墙，香港之乱，并不影响大陆。何况近年种种排外、针对大陆人，并不会赢得大陆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若香港人继续自己打自己，意识形态务虚不务实，继续沉沦下去，再过10年，香港沦为毫无竞争力的二三线城市，那也只能怪自己了。
香港普通市民是受害者，受害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完全搞错了方向，不去思考如何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却只想着争取制度层面的变革。至于为何要政改，政改后要走何种发展路线，没有人提出有价值的战略论述。可悲之处就在于此。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其实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香港的未来出路，对北京的态度变成简单的反对与支持二元分野。这种政治弱智化的发展趋势，只会继续让香港蹉跎下去，而大陆在此过程中既不方便干预，也不想干预。
二、行业垄断。我小时候，香港有许多“士多店”（杂货店），许多家庭就是靠这些小店养家活口。现在这些“士多店”斗不过大财团的超市，也承受不了香港超贵的租金，已无法生存。某些大财团在商业上获得相当多的特权，在房地产与公用／公共服务事业领域形成了寡头地位。
很多政客、野心家为了享受权力的滋味、要上位，或者只是憎恨大陆政权，所以煽动香港人去闹、去争取。但是大家放着许多民生议题不去争取解决，反而在政制问题上吵闹多年。
三、产业转型。10多年前广东省腾笼换鸟，要把高污染、低效率的工业换掉。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但是今天深圳已成为全国的高科技中心。香港也搞过数码港，但是转型不成功，现今香港还是靠金融业。问题是，普通市民、大学生等很难进入高端金融行业如投资银行等，所以惠民不多。
批评者说，政府政策偏向房地产开发，让问题恶化。他们指责港府靠卖地给房地产发展商赚钱，没有努力兴建平价住宅。
时事透视
除了房地产和公用事业，李嘉诚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屈臣氏集团的百佳超市，及怡和洋行旗下惠康超市，控制了香港超市约七成的市场占有率。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在1985年接管港灯时，虽然他的持股已超过法定的35%门槛，但还是得到无须公开售股的豁免。
近年香港充满戾气。我有朋友从海外回来，说香港人特别容易生气，喜欢投诉，对身边很小的事情也看不顺眼，也很排外。香港很多人认为，千错万错，都是大陆人的错，是大陆搞到香港今天这样的。
作者是香港退休人士
我列出的这些民生问题，是香港人的燃眉之急。香港人放着许多民生问题不解决，却在政治问题上吵吵闹闹；有些朋友说，若有直选特首，因为是民选的，自然会急民之所急。我不这样认为。看台湾的民进党，过去三年全权执政，还不是搞到民怨沸腾。
一、地产霸权。香港已成为全球房地产最贵的城市，这源于政府的不作为，也因为反对派议员拉布条吵闹，导致许多民生政策寸步难行，受苦的是香港人，特别是低下层市民。
现今香港经济不好，贫富悬殊，年轻人上流机会减少，一肚子怨气。面临危机时，因为大家是人，感到恐惧的时候，不会去找理由，而是找眼前的敌人，因为需要一个能尽情讨厌和发泄的对象，这样做简单多了。大陆很自然成为香港人的头号敌人。
很奇怪，这些大学教授、大律师、精英分子向“阿爷”（大陆）要糖，说若不给我，就把自己的家园打到破烂不堪。当年占领中环就是这样来的，引伸到现在的勇武、港独，逢中必反。以把自己家园打烂来要胁别人的白痴事，非此莫属。
正是因为近年种种不理性的抗争，以及地产霸权的短视，香港错过了一次次的产业转型机遇，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网络经济，都已远远落后大陆，只剩下金融业勉强可以维持香港的优势地位。
政客经过多年努力、挣扎，终于赢得政权，上台执政，就要大捞一笔。有多少政客真正为国为民？我不认为像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等等一向处于社会上层的大富翁、大律师、精英分子，会为香港低下层市民争取权益。若他们当上特首，也会向香港大财团靠拢。若他们要为低下层争取权益，打破拢断，现在就可以做，无须等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