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反省是一种美德，而对知识阶层而言，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即使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落后于西方，也不能拒绝批评。因为不管怎样都不能不承认，知识阶层就是民族的良心与智慧所在。如果知识阶层都没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尤其是事实上仍旧明显落后的情况下，还要掩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如像康有为变法，居然极其荒唐地要中日合并，而且要将自己一大部分行政官员革职，而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领导中国变法。试问这不是误国误民又是什么？可见，知识分子的意见未被接受，绝非都是政府的责任。
第三，承认自己的落后与错误并不可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耻的是明明落后，却还因自尊心而掩饰自己无能。古人所谓知耻近乎勇，道理就在这里。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精英“吾日三省吾身”的根本原因。
其二，至于说中国知识阶层并不落后，那么试问，无论是自然科学与技术，还是影响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究竟有多少是来自现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原创？即使不谈自然科学与技术，仅就在当今的社会改革（如退休、医保、住房、教育、就业乃至经济等等）而言，又有哪些不是在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甚至连中美贸易战都不能做出预判，这又该做何解释？
首先请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历史大势由其知识分子决定？即使在西方国家，能决定大势的都是政府，而知识分子甚至连一般的国策都不能决定。就以这次中美贸易战为例，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等一大批美国知识精英，就非常猛烈地抨击特朗普，但他接受吗？而像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在西方绝非少见，而是一种常态——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不曾如此。请问纪先生对此该如何解释？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为政府接受至少有四种原因，一是意见虽好，但却与某些官员的理念不符（如特朗普拒绝接受美国知识精英有关贸易战的意见）；二是意见虽好，却没有很好地宣传推广（中国不少知识精英所遭遇就是这种情况）；三是意见虽好，却受到同行嫉妒与打压（这在当前的中国更是屡见不鲜）；四是意见根本就是一个“馊主意”，或虽有合理性，却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事实上，知识分子一直都是通过舆论与道德规范，或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影响政府，而不是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代替政府决策。即使是在当今西方民主国家也不例外。这是基本常识。而只要稍稍读一些中国思想史，也会明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试问，孔夫子算不算典型的中国知识精英？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影响？不仅有影响，且影响极其巨大；而可以预言的是，在今后，他的部分核心思想还会继续会发挥重要影响，尽管他的影响已持续了数千年。这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大势吗？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独裁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往往会受到残酷打压，如中国文革时代，他们甚至成为政府公开的敌人，且在目前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自私、愚蠢而蛮横。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政府对于知识阶层虽仍有一定的戒心，却基本上已没有敌意，知识阶层参政言政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了。
（作者是中国旅澳学者、原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这就是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也是中国错失一系列历史发展良机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戊戌变法就是一个例证——任何人都难以否认，若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注重社会改革的可操作性，而不是完全不顾现实可操作性，使得许多原本是支持变法的人都坚决反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极有可能不同）。
再退一步而言，知识精英阶层是民族基本良心与民族智慧所在，故而即使受到打压，也不应灰心丧气，不再去努力影响政府，而只是像“怨妇”一样发牢骚。因为影响政府是知识分子永远的、不可推卸的天职。事实上，由于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良心以及民族智慧的代表，因此即使受到独裁者非常残酷的打压，还是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与社会。这是不以任何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影响力。
笔者日前在《联合早报》发文中指出，虽然有少数知识精英准确预料到中美贸易战会爆发，不过做为一个阶层而言，中国知识精英却严重失误，未能真正满足政府决策层的基本需求，也说明了他们的落后，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然而却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纪赟先生特别撰文，声称“中国历史大势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决定”，所以对中美贸易战误判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能“甩锅”给知识分子。笔者对此实难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