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产品,若没有良好的市场宣传渠道与扎实的合作伙伴基础,是很难成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对东南亚市场更加熟悉,对英文也有更好的掌握。这使得新加坡本土的初创企业,与积极寻求国际化发展的中国企业形成互补、共赢的合作基础。
(作者是Tembusu ICT Fund的合伙人、新峡谷奖联席主席和创始成员)
新加坡企业家似乎遵循西方主流世界观的互联网成就,模仿谷歌、面簿、优步、Airbnb等,与硅谷典型的新创企业相近,从种子阶段到C轮及其后阶段的融资,退出方式、收入积累、估值和融资过程更为一致。
东风已经吹起,新加坡创业者应该把握市场契机,放眼中国。
许多海归曾在西方顶尖大学就读,回国后成为中国最好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的顶尖人才,以及在数学、科学和工程等领域建树一流、鹤立鸡群的优秀学者。
作为来自中国的创业者,我现在已经把新加坡当成家,但我对新加坡年轻创业者采取的做法感到困惑。与全世界的其他许多公司一样,这些新创企业通过智能的“应用程序”或颠覆性业务筹集天使投资,奠定收入基础,然后尝试向外扩张。
无论是爱国主义、市场机会,还是寻求颠覆、锐意进取,这个人才库的建立寓意着中国的一次重大转变,这可能是邓小平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转变。这将在全球范围内带来影响,包括东南亚。
新加坡的初创企业在努力复制世界各地的成功商业模式时,却忽略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为了成为下一个“独角兽”,这些初创公司应该更多地关注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简称“BAT”)这三驾马车,以及中国引领的主要技术趋势。
最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领导班子,对研发工作给予前所未有的支持与重视。国家和省级对航空航天、生物医学、软件硬件及人工智能项目的资金支持规模和扶持力度均在世界前列。
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计划到2020年与美国相匹敌,到2030年领先全球,届时中国大数据部门的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除了目前对电子商务的重视,下一波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开始。
首先是规模庞大。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量达到12.5亿人。这个体量是亚细安10个国家智能手机用户基础总和的两倍。
这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先机,每个人得以在同一个即时消息平台上说同一种语言,并使用同一种货币。这种同质性是美国这么多年来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屹立不倒的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代以来,这种同质性推动了许多初创企业的成功。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目前专注于国内市场,但许多公司已积极做好部署,要在东南亚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获得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但由于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局限,这种发展之势不如人意,未达预期。这恰恰就是新加坡创业者可以发掘的市场机遇。
中国出现了大批高素质人才。2016年,中国企业提交了约130万件全球专利申请,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一倍以上(60万5571件)。
年轻创业者甚少把中国市场视为优先目标,也因此错失诸多大好的发展机遇。新加坡是亚细安十国之一,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有相当好的理解,可为何很少有本地新创企业认真考虑直接跃进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呢?这让我陷入沉思。近年来,中国不断寻求创新,已跃身为全球企业家寻求变革及发展跳板的首屈一指的创新超级大国。
我在与本地初创企业讨论时,发现大多数人对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特征或潜力认识有限。中国已经成功打造约100个“独角兽”企业(估值10亿美元甚至更高的新创企业),在数量上美国紧随其后,而印度位居第三。
以下是我认为新加坡人应该着眼中国的三个主要原因:
这也是美国持续吸引外国人才的主要原因,例如谷歌/Alphabet联合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出生在俄罗斯;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出生在法国,其父母都是伊朗移民;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则出生在南非。
中国互联网BAT三巨头的总市值约为1.2万亿美元。他们背后是第二梯队“TMD”——新兴互联网巨头今日头条(新闻聚合平台)、美团点评(消费者应用平台)及滴滴出行(叫车平台)。它们的估值分别达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和560亿美元。此外,还有很多市场体量惊人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只是它们在新加坡鲜为人知。
有鉴于此,2017年9月,我与五名新中企业家联合出资335万新元,共同设立新峡谷奖并担任联席主席。从今年4月开始,九名有创业想法的新加坡本地大学毕业生,前往中国互联网巨头和风险投资公司,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以增进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了解。新峡谷奖为实习生提供经济援助和实习期间的每月津贴。
其次,中国的人才回流,反映了中国如何成为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与最聪明人才的磁石。从1978年至2015年,有400万中国人出国留学。在海外深造后回到中国的“海归”人数从2009年的约10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4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