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成就，应该归因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即政府对经济发展直接干预的放松，而非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的作用。那些发展得好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与企业，多数是依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其指出的问题也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值得中国政府关注。
二、中国应反思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首先，应充分关注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与批评意见。支持政府主导模式与产业政策的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与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必要手段，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国际贸易领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指出，以补贴方式支持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参与并赢得国际市场竞争，其成功条件有两个：一、国内补贴可以强大到将外企赶出市场（否则，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同台竞争，看似两者都盈利，但国内企业盈利可能小于政府补贴，得不偿失）；二、外国政府不报复，不同等补贴其企业或采取其它反制措施。
在美方看来，产业发展应该依赖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主导或支持。中国以政府主导与支持的方式（包括各种补贴）来支持特定行业发展，对美国依赖市场机制发展的同类产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而美方必须坚决反对，通过征收额外关税对冲这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与美方压制中方出口、降低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并不矛盾。
但这些观点受到了学术界与实业界的广泛质疑与反对。持反对观点的人士认为，由于政府信息来源不可能比市场更充分、激励机制不可能比企业更灵活、决策机制不可能比企业更有效，政府主导及产业政策很难做到决策科学、效果理想；相反，它们容易造成受政府支持的行业与企业的效率低下（依赖政府造成）、得不偿失（收益小于补贴）、产能过剩（一窝蜂发展）、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行为（企业为获得扶持而贿赂官员）等诸多问题。
在美方看来，产业发展应该依赖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主导或支持；中国以政府主导与支持方式（包括各种补贴）支持特定行业的发展，对美国依赖市场机制发展的同类产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而美方必须坚决反对，通过征收额外关税对冲这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与美方压制中方出口、降低美国贸易逆差的目标并不矛盾。
从中国国内来看，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也是近年在中国理论与实务界引起重大关注的产业政策存废之争，即以林毅夫（支持产业政策）与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为代表，关于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产业政策，扶持部分战略产业发展的争论。这一争论，现在已经演变为国际争端。
一、中美战略产业发展之争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其实，美方此次贸易战的打击目标，直指中国2025计划中的战略产业，已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3月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示，并非什么秘密或阴谋。
出口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红线），其他补贴属于不鼓励的可诉性补贴（黄线），包括生产补贴与研发补贴（其中研发补贴最初属于合法，即不可诉的绿线补贴）。如果这些补贴具有针对特定行业与企业的专向属性，并对他国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严重损害，受损国家有权实施反补贴措施反制。
问题是，如果一发生了，二还会发生吗？中国在制定战略产业发展计划时，就应该理解并预计到其他国家可能的反制，据此评估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从阴谋论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
因此，中美在战略产业发展问题上的对峙，与贸易领域的出口补贴与反补贴之争，或者如美方所说的不公平贸易与公平贸易之争，是一脉相承的。从本质上看，这也是政府主导模式（中方）与市场主导模式（美方）之争。部分人士甚至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计划模式（中方）与私人资本主义模式（美方）之争。
而且，过度使用政府支持与补贴，会使其他国家将中国界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在它们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这正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频繁面临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制定产业政策支持战略产业发展时，必须考虑国际规范的约束，并注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及其反弹。
其次，应充分考虑现有国际规范对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的约束。从总体上看，世界贸易组织（WTO）不鼓励政府通过特殊措施，支持特定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其《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此进行了详细规范。应该强调的是，该协议规定的补贴不仅包括直接补贴（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类间接补贴（政府控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贷款支持或担保、原料提供或产品收购等），涵盖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各种形式。
这也促使他们认为，中方为了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不能有丝毫退让。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在战略产业发展问题上的对抗，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更是经济发展模式之争，即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之争。中国应从经济发展模式上考虑这一问题，反思目前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与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