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问题在于，首先，它只是对有限区域的历史过程的总结；其次，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总结又是有选择的，是对极为丰富的历史构成的简化，所没有纳入关注视域的，也许恰恰才是更重要的；再次，还会发现，这些“陷阱”论大多还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反映了曾经的胜利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
这位英国达人曾在1919年满怀对巴黎和会的失望，愤而著述了一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法国的自私自利和短视行为大加鞭挞。他认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一种新的欧洲场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欧洲的那些守成国家未能放下成见和尊重新兴国家的利益需求，吸纳新兴国家共同对欧洲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在他眼中，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者所念兹在兹的新兴者挑战守成者，造成国际秩序崩溃的逻辑，根本是棒打一头、混淆了因果。
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当“陷阱”论有知有觉或不知不觉是在为现实利益服务、成为控制或压榨新兴者的理论工具时，对历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再以“金德尔伯格陷阱”论为例，它提出为避免国际关系混乱，新兴者须提供公共产品。
出现这种景况的一大成因，是中国人以往在面对外来“先进”理论时所养成的被动学习者心态，对理论思潮的批评反思意识，和对历史的独立解释能力均十分不足。在中国再次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时，中国对自身历史主体的重建工作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以中国视角来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习惯，自然也就不能鸟瞰古今中外，在通览总结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基础上，生产出能够解释21世纪人类生活场景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
非常奇怪，没有多少人愿意按上述方式来思考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才是今天所流行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论在内的真正陷阱。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是不带成见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如此。且不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公开宣称，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利益即有国家成见，而且今天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绝大多数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来又扩展至美国的历史过程的总结。
不要误会，这是对百度（baidu.com）词条“修昔底德陷阱”的改写。当用这个改写版的描述来叙述时下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时，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歪曲表达？
但这些认知所有意无意忽略的是，当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区域或世界场景出现时，一味固守一种生成于旧的生活场景的国际秩序，那些新现的国际问题和挑战，如果难以在现存机制下化解，又将如何？同时，从政治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西方观念来看，任何国际秩序的生成，都是一种国际契约的结果。这种契约又以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平衡为内涵，即守成者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赢得更多的国际威望和实际权势。问题是，当守成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再如以往那样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它还想维护既往权势，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如果一味捍卫，那是不是在破坏既往的国际契约关系？
凯恩斯可能更接近真相。“修昔底德陷阱”论在当下的流行，所隐含的观念，是一种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就不应该去改变；而既存国际秩序的崩溃，则是来自于新兴国家的挑战，守成国家对此是无责的；还有，造成既存国际秩序瓦解的新兴国家，其行为是不正义的。
这是对的，但问题是，在新兴者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按照契约理论，它是否同时也应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势；而原先的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在无力履行以往的国际义务的时候，又是否该主动出让一些国际权势？“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却又对此避而不谈。这种“陷阱”论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乃是“催着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多吃草”，其虚伪性不言而喻。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对于像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这样笃信“新兴者挑战守成者造成了冲突与战争”观念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对上面的叙述嗤之以鼻。然而，100年前曾经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也许会对此高举双手：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场上，“陷阱”论并不止上述，还有其他类型，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等。这些“陷阱”论绝大多数是外来的，中国学者热衷做“搬运工”，为它们在中国做了很多广告宣传，不少时候还把它们作为了分析现实问题的入口，乃至情不自禁掉进了各种“陷阱”所设置的理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