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美国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全球经济领域一骑绝尘，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均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在贸易领域启动了猛烈的赶超模式。在各地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锦标赛”的刺激下，中国的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500亿美元，急剧攀升至2007年的1.2万亿美元，从此超过美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并且长期维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此外，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继续将美国作为追赶的对象和标杆，并且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积极引入“风险备余”（prepare more for potential risks）的优良传统，对即将面临的困难以及与对手的差距总是想得更大一些，这样在考虑政策和行动时，才会尽可能更充分一些。
（作者是丝路国家战略（厦门）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尽管如此，在更好地应对中美经济竞争以及提高全球要素综合集聚能力方面，中国依然有不小的制度优势和较大的政策余地。中国的宏观政策调整相对比较容易，响应速度快，执行力比较强。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是中国下一步应对中美经济竞争时，应该充分发挥的优势。
在新形势下，中美经济竞争的新核心越来越体现在对资本、产业、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要素的综合集聚能力上，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或投资等某个单一领域的竞争。这种综合集聚能力，一方面反映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中；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政策需要根据竞争对手政策的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从数字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十年的增速较快，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已高达1831亿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持续缩小。中国在海外市场上不少大手笔的兼并购，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和抵制。但是2014年底直至2017年初，中国资本外流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外汇储备余额一度跌破3万亿美元的市场心理大关，给中国国内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国过去也正是靠这种“忧患意识”，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竞争对手”，从而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打败竞争者，从胜利走向胜利。当前中国更需要这种忧患意识。
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高经济增长，使得中国能够较好地消化因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短期负面效应。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财政、货币、产业、区域和外资管理等宏观政策，还有较大的协调与整合空间。这种政策协调性与整合性的加强，将十分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全球要素综合集聚能力，也应该成为下一步宏观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
针对美国上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所可能带来的效果，中国过去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所忽视。一是忽略了对外投资政策和吸引外资政策之间的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后一直过于强调“走出去”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低估了外资大量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以及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三是倾向于认为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一直复苏艰难，中国则一直是在走上坡路，对外部世界政策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准备和估计有些不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外需的萎缩，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明显趋缓。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转向了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积极谋求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势提升，因此加快了“走出去”步伐。自此中美在投资领域的竞争开始加剧。美国抱怨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以及国有企业能够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就吸收外资而言，中美两国自2008年以来，呈现一定的相互竞争态势。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09年遭遇重挫，中国相比较而言受影响不大。2009年至2014年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水平持续赶超美国，但自2015年以来被美国反超，而且中美之间的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现实背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两国宏观政策效果的分化。近年来，美国先后实施持续的量化宽松、压缩政府开支、美联储加息、促进制造业回流以及减税等重大政策，逐步稳定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美国对全球资本和人才的吸附性进一步加强。
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的“走出去”和“去产能”，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小的挑战。因此，2017年中国在投资政策上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强调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同时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当前就美国的减税政策而探讨中国是否也应该减税，实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化处理，没有看到减税政策与美国政府其他政策的综合效应，尤其没有看到美国正在着力恢复和进一步加强其在经济领域对全球各种关键要素的吸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