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Inconvenient Truths About Migration
自由派认为移民可以轻易就融入，这一过度乐观的看法也源自同一个理念：既然社会不过是个体的集合，融合也就根本不是问题。当然，古德哈特说，移民不必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但“有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如果他们不努力加入其中，本土公民就很难将他们视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
不过，还是让我们从经济学开始，以正在退出欧盟的英国作为案例。1991年至2013年间，有490万外国出生的移民涌入英国。
在我看来，任何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的人，都必然同意古德哈特的观点，即对大部分人来说，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价值观成长自具体的历史和地理。如果一个社区的构成变化太快，就会让人们与自己的历史割裂，让他们成为无根之人。自由派对流露种族主义总感到焦虑，这让他们无法看清这些真实景象。现在被称为民粹主义的大爆发是难以避免的结果。
由此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老生常谈，但值得再说一遍。不应过度榨取一个民族对于变化和适应的宽容，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度”。具体而言，移民政策不应该推得太彻底，因为这肯定会点燃敌意。那些无法“管控好边界”的政客不值得为人民所信任。
在古德哈特看来，自由派对控制移民的敌意源自他们的个人主义社会观。他们不理解人们对所居住的社区的归属感，而给对移民怀有敌意的人一概贴上不理性或种族主义的标签。
审时度势
这让人怀疑，对大规模移民的敌意，仅仅是针对就业损失、工资低迷和不平等恶化的反对。经济学在身份政治的兴起中肯定起到一定作用，但身份危机无法单靠经济改革来解决。经济福利和社会的安适感并不相同。
第二个经济观点是移民能让劳动力年轻化、稳定公共财政，因为输入的年轻工人能产生支持越来越多退休者所需要的税收。在下一个10年结束时，英国人口预计将超过7000万，即增加360万或5.5%，原因就在于移民净流入，而且新来者的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更多。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7.
罗索恩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说：“通过移民实现人口年轻化是一个无底洞，要一劳永逸地把扶老比率维持在低水平，需要移民永无止尽的流入。一旦流入停止，年龄结构就会回到最初的发展轨迹。”减少流入人口和提高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好办法。
标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移民流入就像自由贸易，在经过一定的时滞后，有利于本土人口。这里的论点是，如果你增加了劳动的数量，其价格（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就会增加，利润的增加带来更多投资，从而提高劳动的需求，扭转一开始的工资下降趋势。因此，移民能够让更多人口享受到此前较少人口才能享受到的生活水平，总福祉显然获得了改善。
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正在大范围渗入到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似乎活着就是为了面包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已经让位给归属感至少和填饱肚子一样重要的人。
移民涌入过快会削弱团结的纽带，从而在长期侵蚀维持福利国家所需要的情感关系。古德哈特指出：“人们永远偏向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现实的自由主义面临着一个任务，即给出一个社区的定义，它要足够广泛，以包含来自各不相同的众多背景的人，但也不能过于广泛以至于失去意义。”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对一国人口构成持自由放任的态度，和对其人口规模漠不关心一样站不住脚。
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结果，比如避免了衰退，大规模移民流入的经济学论据也很难令人信服。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其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我们所熟悉的多元化的好处，要碰上社会凝聚力损失的风险。
但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罗索恩（Robert Rowthorn）的最新研究表明，这一观点漏洞百出。所谓的暂时效应——本土工人被取代、工资下降——可能保持五年甚至10年，而假设的好处只是不发生衰退。此外，即使没有衰退，如果移民持续流入，因而劳动力规模并非一次性扩大，劳动需求可能一直滞后于供给的增长。罗索恩说：“移民夺走了本地工人的工作，并拉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未必是错的。”
经济和政治自由派在支持不受限的移民方面观点一致。经济自由派认为，在全球市场大融合中，国界是不理性的障碍。许多政治自由派将民族国家和由此激发的忠诚，视为更广泛的人类政治大融合的障碍。这两类人都要求远远超越国家文化和物理边界的道德义务。
这就引出了最古老的社会学争论。社区可以通过政治和市场建立吗？或者社区是归属感的先决条件吗？
《展望》（Prospect）杂志前编辑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从社会民主角度支持采取限制措施。古德哈特不预设文化多样性是否具有内在或道德上的优劣。他简单地假定大部分人更愿意和同类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决策者必须顾及这一偏好。对一国人口构成持自由放任的态度，和对其人口规模漠不关心一样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