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统计局根据2015年进行的综合家庭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所整理出来的数据，我们在每个规划区使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指标来进行研究，这包括收入、种族、婚姻状况、住宅类型、家庭结构、在家使用的语言和租赁情况。我们使用社会学家经常用来衡量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布劳指数（Blau Index），来计算每个规划区中，每一种数据的多元性程度。
另一方面，与欧美城市普遍观察到的不同，新加坡的种族多元性与罪案并无关系。种族，而不是社会经济差异（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与罪案没有密切的关联，显示就住宅类型和家庭背景而言，三个种族的内部差异很大。
今年7月，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室（IPS Social Lab）使用公开的政府数据，来考察多元社区和不同地区的犯罪率是否有任何关联。我们发现，在那些家庭结构、住宅类型和租户数目较为多样性的新加坡地区，发生了较多的罪案。
在国家层面，如果学生和选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为多元，我们的学校或市镇理事会是否可得到更多的运作资金？额外的拨款可以用来展开加强公民参与，并鼓励参加地方活动的计划，从而培养睦邻友好的精神，这将有助于减少地方的罪案。
例如，一个因住宅类型多样化而得到高布劳指数的地区，就意味同个社区有着各种各样的私人房屋，以及各种不同屋型的政府组屋。反之，低布劳指数的住宅类型，则表示同个地区的住屋类型非常相似。然后，我们将布劳指数同2015年的总体犯罪率（在新加坡的每10万人）联系起来。
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观察了社区的多元性与社会资本，以及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比方说，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曾就多元种族如何给社会资本、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以及他们为共同目标努力的意愿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著述。
为多元人口制订政策对新加坡来说并不新鲜，多元文化也让其受益匪浅。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和关于组建家庭的社会价值观变化，多元性将会增加。
作者梁振雄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室
（IPS Social Lab）主管
伊莉·凯依莎·拉汉
（Ili Kaiyisah Rahan）近期毕业于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本文依据她今年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
社会研究室担任实习生时的研究成果写成
黄金顺译
我们常常听管理者说，机构内部的多元化拥有很多优点，例如一个更多元的劳动队伍往往更有效率，更能够解决问题，同时能激发更多的创意。然而，如果多元化的是居住社区，效果却是好坏参半。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多元族群与犯罪率并无关系。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确保全新加坡的多元族群得配合国家的多样性，是新加坡政府的既定政策，本地的种族多元性是否存在极大的差异，就如英美所可能同样面对的情形。答案或许就在新加坡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在组屋区实行的居民种族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的成果上。至于新加坡的研究结果与欧美相比，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异，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进行探讨。
究竟这些多元性会是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国家和社区的层面上，会对新加坡的社会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现在是时候细想了。
社会学家约翰·希普（John Hipp）2007年在美国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即使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得到控制，社区的种族越多元，犯罪率就越高。这意味着，种族越混杂的社区，社会联结越薄弱，彼此的信任感也越低，导致有关社区的罪案增加。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一个更多元的社区并不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仅仅是指拥有相同背景的人较少。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们以市区重建局所划分的55个规划区中的28个作为研究对象。像双溪加株、东陵和先驱等规划区因人口密度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分析出现偏差，因此就被排除在外。
关于多元化，我们实际上可以从企业界吸取一些经验。如果异质性能够产生更坚韧和更有生产力的工作文化，我们也许应该善用多元社区来为当地人谋福祉。
例如，在地方层面上，居民与社会企业可以制定符合社区需求，以及促进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群体居民之间的信任的计划。基于维护多元社区里，居民之间的社会凝聚力的需要，他们可以向社区发展理事会申请种子资金或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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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可能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和家庭背景的邻居，彼此的社会联结比较薄弱，这转而造成他们没有互相照应和积极为社区谋福祉。这个情况类似帕特南和希普所描绘的社会图像。
另一方面，加拿大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社区的多元化与社会联结的削弱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在英国，研究人员仍旧在为究竟是种族的多元性，还是社会经济因素，会对一个社区里的社会网络造成更大的侵蚀作用而争论不休。在亚洲，尽管有一些关于工作场所多元性的研究，但针对社区多元性的影响的调查却寥寥无几。
种族同犯罪率无关
必须说明的是，社区罪案多并非意味着居民就是犯罪者，他们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最重要的是，这些社区要如何促进互信和培养更强的社区精神，以防止罪案和其他反社会行为。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几点。与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相似，那些居民在社会经济潜力（比如，各类型家庭的不同收入水平）和家庭背景（比如，单身、情侣和单亲的不同类型家庭）更为多样性的新加坡社区，犯罪率往往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