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习主席本人已经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崇敬，以及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和谐一致的观点。正如我在新著《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中所说，习主席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修改，偶尔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不过，美国许多政客对待《圣经》的态度也是如此。无论如何，至少在以下四点上，习近平思想是真正符合儒家精神的。
20世纪是自由放任经济学胜利的时代，也是民粹主义民主战胜经济和政治极权主义的时代。随着苏联的垮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评论家骄傲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这未免言之过早。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发现了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资本主义体制将永远占据支配地位。结果，这个预测就像黑格尔预测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是人类进步的顶峰一样狭隘武断。或许，我们在21世纪将看到儒家社会的胜利，在贤能政治领导下，为了公共利益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世人认识到习近平思想中的儒家根源非常重要，因为国际局势很适合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是中国崛起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特朗普总统在外交上缺乏经验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令美国人深感痛苦。今年7月，白宫新闻官曾提到习近平是中华民国总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4月份与习主席的简短谈话后，特朗普对习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在谈话中，习温和地向他解释了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局势。
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确保了习近平主席在未来若干年牢牢掌控国家的权力。不过，很少有人关注习的世界观的儒家根源。
首先，习主席的任期见证了坚定不移的反腐败运动。有些玩世不恭的观点认为，他这样做部分出于巩固个人权力的动机。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样真实的是，腐败越来越成为中共需要认真对待的严峻问题。
作者是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观音堂佛祖庙教授（新加坡）。中国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吴万伟译。
习政策中与儒家思想惊人一致的最后一点，是其经济管理方式。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二战后主宰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共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顾问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是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从圣王舜实施的“无为”理想中获得灵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5节）。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8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对“无为”的描述，来支持其自由放任政策。
虽然儒家质疑普通民众的政治悟性，但他们认为民众的幸福和满足感，是检验政府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这非常吻合习主席旨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小康”这个源于儒家经典的古老术语，比标准的英语翻译“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更激动人心。谈到小康，人们会联想到普通人生活舒适，并无需腐化颓败的高消费。如果使用美国人的习惯用语，那就是“人人的锅里都有鸡吃”，但不是每家的停车位都停着一辆保时捷。
虽然儒家相信，统治者执政必须为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但他们并不认为民众能很好地判断政策的好坏。孔子表达了他对民众辨别能力的高度怀疑，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8节）。这与习执政的另外一点一致，即他反对“西方价值观”，这常常被等同于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
习在对共产党员的讲话中引用《论语》，鼓励党员在担任公职时要清正廉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第1节）。其要点是提高执政水平，同时忠于儒家传统：如果政府官员期待民众“尊重”政府，很显然，他们必须值得信赖，并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换句话说，他们必须表现出儒家美德：仁和义。
但是，儒家的共识一直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层次上的财富积累，都必须受到道德价值观的束缚。孔子解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第16节），他警告“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第四第12节）。毫无疑问，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被整肃的中国亿万富翁已经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价值观更加接近孔子而不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度里。
美国等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直接民主是最好的政府管理形式，普通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中越积极越好。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英国脱欧、法国和奥地利新法西斯政党的崛起，以及上次美国大选中候选人相互抹黑和攻击等事件，简直就是人民统治的归谬法（reductios ad absurdum，译注：说明某一命题的反面为不可能或荒谬，以证明该命题正确）。蒋庆等儒家思想家甚至认定，“儒家宪政”是比西方自由民主更加适合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