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学术不端和失范，表面看是追求相对简单固化的指标的后果，而实际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一套与现代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作为管理基础的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法治理念、所有权制度、信用制度和品牌意识等。而这些理念和制度的建立，如同一个人的成长，需要通过碰撞、失败、反省，才能从内部真正形成。

将发表论文作为对研究人员的考核指标，诞生在西方现代国家，但从诞生那天起，围绕为什么要考核及应该采用何种指标就争议不断。

具体到中国的科研学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至今未对科学研究的特点、条件、规范及科学与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进行管理时只能在“拿来”的理论和“工具箱”里面选择应用。因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尽管在西方国家能得到有效施行，同时起到约束和激励的作用，但进入中国后，由于缺乏与之匹配的文化、法治和信用环境，就变得僵化死板，不但阻碍了创造力的发挥，更成为作弊腐败的帮凶。

支持采用指标考核的人认为，政府和科研人员的关系是“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的契约关系，即政府向科学投资，科学也应该对政府及纳税人负有责任，保证与投资相应的产出。而反对者则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界的内部规范，足以保证科研工作者坚持诚信和高产出率，因此不需要政府干涉和规范。

同时，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科研项目（基金）、基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情况进行排查，并要求暂停相关科研项目和基地建设。此外，对参与造假的第三方中介进行调查整顿，严厉打击论文造假产业。

目前来看，中国相关管治机构对此次事件相当重视，采取积极透明的方式进行调查和通报，直面论文造假产业存在的事实，如果能在全面调查和处理的基础上，发起对绩效制度的设计和施行方面存在问题及替代方案的讨论，并在实践上试行新方案，可望能改变科研学界现有的不健康的评价和竞争模式，创造出有利于兼顾产出效率和质量的环境，使得中国科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中国而言，即使科举制度和官员晋升制度有不短的历史，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仍然会因为缺乏与之适应的土壤，而存在先天不足。

回顾一下，这次事件是斯普林格撤销了2012年至2016年期间，发表在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现已易主Sage）里的107篇文章，因这些论文涉嫌违规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信息。被撤文章涉及524名中国学者，119所中国高校／医院及四所海外大学／医院，成为涉及中国学者最多的一次集体撤稿。

毋庸置疑，这些违规欺骗行为会给科学界、教育界、社会和国家带来严重而恶劣的影响，也因此中国教育部去年7月发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希望以此警示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但目前来看，各种政策措施效果有限。很多评论文章将原因归咎为绩效主义（performancism），也就是完全以绩效指标作为考核目标的管理方式。

根据公开的信息，此次撤稿被定性为同行评议造假（不同作者、不同审稿人使用相同的电子邮箱），而不是论文造假。此外，施普林格也表示，此次大规模审查涉及多个期刊，目前只公开了《肿瘤生物学》的审查结果，但其他期刊也可能存在类似问题，最终清查出来的学术不端行为，或许还包括中国以外的其他学者。

首先，中国从一个以熟人宗族关系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以陌生人关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是被迫而不是自发的，因此有效管理陌生人关系的所有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制都不完善，有效的绩效制度设计和实施也因此缺乏依托。其次，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薄弱，“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都还没有切实融入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对绩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不但不能提供支持，实际还有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中国学界普遍存在学术不端、论文造假却不可否认。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 Central）撤销了旗下12份期刊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大陆学者，撤稿理由就是同行评议造假。同年，施普林格宣布撤回的64篇论文也都来自中国作者。实际上，过去两年间的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高达117篇，其中23篇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

这两日，中国科技部、教育部、卫计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协，就4月20日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撤稿事件做出了初步调查回应，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处理工作进展和后续安排，指出对查实存在问题的论文作者，将按照同一尺度甄别责任、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

《北京日报》刊登的《我在论文“造假”工厂打工》的文章更揭示出，从高校的本科生课程论文到研究生学位论文，从国外留学生论文到研究生和教授的期刊投稿论文，中国的代写论文已经形成了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除此之外，论文署名混乱是更为普遍的学术不端行为。有不做贡献而主动要求署名的，有强行绑架业内大牛未经其同意而署名的，有不依学术贡献大小而论资排辈署名的。

持续争议的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针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宏观环境（如石油危机时期对科研投入的紧缩和加强监督）与微观环境（如研究型大学、社区大学和医院等），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除了论文发表，也会考虑教学、社区服务、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贡献，并根据实际需要有所侧重。

作者是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