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不一定要搞香港式的限奶令，毕竟那是在非常地理位置下的非常措施，本来英国人定下那些出口管制，都是防范战时有人走私食米等离开香港，保障民生，以战时措施去稳定供应量。但至少，在部分地点，例如樟宜机场的药妆品店和超市，要对每名顾客购买奶粉数量作出限制，如果出口数字过于奇怪，可能先在全国商店对购买数目作出限制，如果出现情况太古怪，就得考虑出口管制这问题。每人两罐为限（这是笔者限奶令原建议，政府最后收紧为一罐），相信是合情合理安排，但笔者并不希望新加坡也得要实行类似限奶令的措施。
无论母乳喂哺、公众对配方奶粉合理认知，以及出入口管制上，笔者都有不少基于香港经验的建议，谨在此分享。
此外，香港另一样备受批评对母乳喂哺不利的地方，是雇主的工作环境，以及产后的假期安排，甚至工作时间，都不利母乳喂哺，毕竟母乳要由妈妈身体分泌出来，这也要体力和时间。政府如果有措施，在工作环境，以至假期方面提供母乳有利的环境，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会鼓励新加坡人多生育，亦有利新加坡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也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
首先，配方奶粉是不是贵一点便好一点，这很明显并非如此，只要符合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组国际食物法典委员会（CODEX）定下的营养标准，这奶粉便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给新生宝宝。相反，外国有些奶粉，未必适合新加坡或香港的环境。
如果政府能组织多部门工作小组去研究，以香港作为反面教材，在这方面向西方学习，其实甚有可为。
当香港出现奶粉荒时，政客和市民对配方奶粉供不应求茫无头绪，当时笔者参照香港法律后，先在博客提出援引英国人留下的《储备商品条例》（Reserved Commodities Ordinance，香港法例第296章）管制食米条款，对配方奶粉进行出口管制，在咨询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另一位时事评论员林忌的意见后，再在《苹果日报》提出两个方案，另一个方案也是出口管制﹐但改用相对温和的《进出口条例》（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香港法例第60章）为基础。今天香港采行的限奶令版本是较温和的版本。
在限奶令之后，香港疯狂的奶粉荒和价格失控方大致停止。配方奶粉供求问题可以引出很大民怨，不能不正视。
新加坡麦波申区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陈佩玲，于国会提问中提及配方奶粉价格问题，最后政府表示将多管齐下，确保奶粉价格合理。配方奶粉的供求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是很多家庭头痛不已的民生问题。
这可以鼓励奶粉供应商包装上印上“符合CODEX的营养标准”，政府亦就印有这字样的配方奶粉作出检查，确保资料真确性，这相信可以解决公众对贵奶粉一定特别好的迷思，至少没这么容易受广告不必要的误导。
居港英籍时事评论员
因此，新加坡的奶粉供求问题，政府必须审视奶粉的入口量，是否反映新加坡新生婴儿的实际数目，如果数目反常，像香港要输入实际需求量十多倍的奶粉，那就明显问题在于太多来自中国的不正常需求，那除了放宽入口管制外，亦要收紧出口限制。
像日本奶粉通常被投诉含碘量不足，日本也甚少出口自家奶粉，这并非日本奶粉制造商故意提供缺碘奶粉，而是日本人很多在喂奶粉的同时，开始喂含昆布成分的味噌，如果再附加碘，就碘太多反而对婴孩不好。因此，只要奶粉大致符合国际食物法典委员会标准便可，这亦需要向公众明确说明。
至于母乳喂哺，在私家医院推广母乳喂哺，要求私家医院不要再与奶粉供应商合作，向母亲提供奶粉样品，笔者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提供一个对母乳喂哺友善的环境同样重要，例如在商场有没有干净让母亲们喂哺母乳的地方，香港便是只有商场厕所才有地方喂母乳，香港房地产商因此广受批评。
民生无小事，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问题，才是显出一个政治人物真功夫的地方。因此，认真审视奶粉供求背后衍生问题，其实是十分有必要的，陈佩玲议员这次，是问了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题目。
在年轻一代越来越难生儿育女的香港，诚如被赶出议会的九龙西前立法会直选议员游蕙祯，以很粗鄙但真实的语言形容，香港年轻人连找地方做爱都有难度。为何当初会有奶粉荒，因为大批中国民众，不信任中国销售的配方奶粉安全，恐怕自己的宝宝吃了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因此一窝蜂去香港抢购配方奶粉，不单搞得香港大乱，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只要有中国留学生搞代购的地方，都会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