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障碍之一是教育费用。韩国家长愿意投入重金，为仅有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2015年，他们花了可支配收入的近7%，用于小学和初中家教。他们还花费巨资让孩子上大学，而上大学早已不是出人头地的保证。事实上，韩国大学教育私人支出，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的之一，甚至比美国还高。这让很多孩子的家长不堪重负。

男性工作时间漫长又缺乏弹性，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政责任。2014年的调查表明，韩国女性平均每天要花3小时28分钟用于家务和家政，而男性仅为47分钟。2015年男性产假只占总量的5.6%。

韩国对于授予外族人永久居留权仍然十分保守，但现实是，在育儿和家政市场服务普及的发达经济体中，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倾向于要更多的孩子，特别是当她们年纪较大时。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女性要提高生育率所面临的壁垒最为严重，普遍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缺少平价品质儿童看护服务，让许多韩国女性在婚后或产后退出劳动力大军。

在某种程度上，人口变化是难免的，其变革性经济影响亦然。但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影响人口趋势，遏制消极效应。如果韩国营造出家庭能够快乐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那么家庭规模会变得更大。

作者是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他最近与哈佛大学的Robert Barro合著有《教育的重要性》（Education Matters: Global Gains from the 19th to the 21st Century）。

新措施旨在提高这一比率，但还不够。毕竟，女性不但难以安心完整的休产假；许多人在产后彻底退出了工作。许多人并不想这样。韩国工业联合会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38%的单身女性受访者称自己不想要孩子，大部分是因为担心有了孩子，就无法胜任工作或失去工作；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政府刺激生育率的措施持肯定态度。

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现象。从前韩国人认为孩子越多越安全，韩国经济繁荣之前生育率要高得多，1960年前平均达6以上。但是，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育儿费用的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生育率显著下降，20世纪80年代降低到2以下。

比如，日本成功地将其极低的生育率，从2005年1.26的最低值，提高到了2015年的1.46，他们的办法是持之以恒地降低育儿费用和改变公司文化。为了保持这一复苏势头，日本最近决定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外国家政人员。这些变化，体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阻止日本人口下降到1亿人以下的承诺。

即使外来家政工作者没有提高生育率，也可以让更多女性在要了孩子后继续工作。比如，新加坡家庭常常雇用来自包括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的住家保姆来做家务和看孩子。尽管新加坡生育率只有1.3，为全世界最低之一，但这一政策让新加坡得以吸引外国人才，填补人口空白和维持经济。

英文原题：Can South Korea Make More Babies?

韩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全面的方案，以降低一些育儿壁垒为目标，特别是女性需要更大的支持，让她们不必面临职业和家庭的二选一问题。关键是采取灵活的工作安排、构建更加包容的公司文化，以及确保育儿服务（包括公共和私营服务）的普及。在这方面，引入外国家政人员和儿童看护人员将大有裨益。

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刺激生育率，从而解决这一挑战。最新方案包括增加产假、第三个孩子优先在公共育儿机构注册、生育医疗补贴等。

但这些措施是否能提高生育率颇让人怀疑，原因很简单：它们无法充分消除导致韩国人推迟，或放弃要孩子的沉重的经济障碍。

一开始，生育率下降对经济有利，因为家庭能存更多的钱，并投资于孩子的发展。2015年，女性大学就读率达到了81%，而1980年只有6%。但劳动力主力大军的减少，最近开始制约经济增长，并有可能让公共退休金制度不堪重负。

韩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挑战。总生育率（每位妇女生孩子的数量）仅1.24，位居世界最低行列，也远远低于不需要移民，就可以维持人口规模的水平2.1。其结果是，韩国人口迅速老化，而政府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束手无策。

对许多韩国年轻人来说，拜住房费用和年轻人失业率等因素所赐，如今连结婚也未必结得起，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韩国新生人数量从1996年的43万5000人，下降到2015年的30万2800人，而非婚的生育比率只有2%，因此这一趋势严重影响了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