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08年的180%，增至目前的260%。有鉴于其高储蓄率和庞大的外汇储备，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任何债务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因为债务积压将拖慢增长步伐。
这次习近平公开出头干预的事件有相当的政治意义。这意味北京高层可能出现政策分歧，也向世界显示，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出现重要转向。习近平的“强人政治”显然胜出了。
供需与直接和间接
中国的整个政策环境在2015年完全改观了。在债务积累和工业产能依然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实施需求侧刺激措施来支撑增长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习近平觉得必须干预。这也凸显了中国高层对经济政策开始有分歧。
什么是需求或供给推动的增长？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谈的正是经济增长。这个古典学派认为，增长或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主要来自供给方面，把“需求”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薩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上，认为“供给自会创造需求”。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土地和技术上的进步等主要生产因素的供给，的确是有限和受限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便大力干预经济以支撑增长。不过，他们的大多数政策工具（主要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却没有明显的成效。多年来，尽管美国连续削减利率和实行多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其经济增长依然乏善可陈。至于采取了更极端的负利率政策的欧盟和日本，成果也有限。日本更是如此，其量化宽松（首相安倍晋三的“第一支箭”）政策彻底失败了。
这种宏观经济干预，随后也被称为“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应用上结合了货币和财政政策。前者涉及变动利率和货币供给，后者同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改变有关。货币政策对市场来说是间接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却往往意味着政府更直接的介入，也因此更具政治含义。
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末渐趋成熟时，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商业波动和失业问题也开始出现（充分就业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第一世界大战后，这些问题更进一步恶化，导致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30%。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那时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人赚钱养家。
经济纵横
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篇“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的文章。这匿名人物普遍被认为正是习近平本人。习近平公开批评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所定下来的需求刺激政策，指由债务驱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习认为，供给侧政策可以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困境。
在运作时，货币和财政政策往往是一致的。财政政策不能在没有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生效，而适当的利率对政府的开支也是至关重要的。修读经济基础课程的学生，应该对IS-LM曲线不陌生。这曲线就显示投资和储蓄同流动性与货币供给是密不可分的。
今年初，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萎靡。面对提振增长的压力，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的国务院（中国的“经济内阁”）经济决策者，又再应用“需求侧刺激措施”。结果，中国第一季的增长回稳了，增长达到6.7%的目标。
今年1月18日在同省级官员和干部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讨论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最紧要的问题是在供给方面，并呼吁加紧努力进行“供给侧改革”。
从意识形态来看，货币主义在政治上是极度保守的，因为它也鼓吹大市场和小政府的理念。这同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鼓吹的右翼政治思想也是吻合的。货币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终止。
然而，这样的增长来自注入人民币4.6万亿元（2015年水平的40%）的信贷和贷款（官方的定义是“社会融资总量”）。对习近平来说，这同去杠杆化完全背道而驰！这种需求驱动的增长，也拖慢了他寻求的供给侧改革。
更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甚至进一步加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政策”有别于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前者只是针对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和国营企业亏损等问题的经济政策。这些供给侧经济政策，加上鼓励创新，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后者却是里根经济学的保守经济政策特色，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和体制。
结果，中国取得了三年的双位数增长，直到2012年。但这却导致了大规模的信贷和贷款扩张，并因此造成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经济于2012开始放缓时，也是偿还贷款的时候，一些因此变成了不良贷款。
1970年代当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企时，它再也不能同时生产“大炮与牛油”了：即是说美国不可以在支付总统詹森“伟大社会”开销的同时，也继续在越南打仗。最后，通胀造成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崛起，而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主要的倡导者。很明显的，控制货币供给是抑制通胀的更有效方法：“魚沒有水就会死”！
中国在下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期间，刺激需求政策很难带来反弹，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停滞，呈现“L型”，而不是“V型”或“W型”的增长轨迹。因此，中国的经济将继续放缓，维持6.5%左右的增长。未来的增长趋势是上升还是下滑，主要取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成果。
在中国，总理朱镕基在1990年代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被称为“宏观调控”，结合了行政措施和市场手段。这基本上是一种需求方面的管理。因为中国当时的货币制度结构还没有成熟，所以非常依赖财政政策。温家宝2009年刺激配套的重点，明显的也都是财政政策。这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因为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相对较低，所以有足够的火力来有效推行财政政策。
总的来说，对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和实际经济政策的影响，习近平似乎比拥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有更好的理解。对于处理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习近平经济学”也比“李克强经济学”更适当。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缺乏有效需求”是造成当时经济困境的主因。他在“通论”（General Theory）中提到的核心概念，如“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和“未充分就业均衡”。后来，凯恩斯的理论“革命化”了宏观经济学。通过不断进行微控并配合一些固定的体制上稳定器，为战后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20年到30年的强劲增长和稳定。
叶琦保译
不过，习近平大力推行其个人观念，取代一贯以国务院为主的国家经济决策的做法，毫无疑问会削弱国务院管理国家经济的传统角色，也影响李克强和其班子的士气及决策圈里对政策的辩论。所以，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方向依然有不明确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尤其是从这段时期的相对高增长来评估，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看来是成功的。全球经济危机来袭时，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仓促地推出人民币4万亿元经济刺激配套（结合了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扶持经济增长。
媒体把里根的供给方面经济政策称为“里根经济学”，也往往被称为“供给侧经济学”的起源。最讽刺的是，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后来却把它斥为“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指里根的减税措施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平衡的预算。
然而，中国的整个政策环境在2015年完全改观了。在债务积累和工业产能依然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实施需求侧刺激措施来支撑增长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习近平觉得必须干预。这也凸显了中国高层对经济政策开始有分歧。
因此，2015年12月举行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供给方面”的迫切问题，比如去杠杆化、工业产能过剩和关闭亏损的国营公司。一般中国报章便形容这新的政策配套，是一种由市场主导的“供给侧经济”。
过度投资与过度生产更是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绊脚石。钢铁、煤炭和水泥行业的大量产能过剩，也削弱了政府干预政策的成效。这正是为什么政府的需求侧刺激的配套，即于2015年六次削减利率和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不能扭转经济局面的原因。
事实上，里根认为需求管理缺乏效率，提倡一种以减税和去监管化为根本的“供给侧”政策。政策的核心是显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这些“供给侧”政策的根本依据，是它们为企业扩张和员工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