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自由的核心又是个人自治。但自由主义对个人自治无限制的追求，导致了社会大众最终失去了自由。顾名思义，在自由主义那里，一个社会的单元就是个人。但“个人单元”并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人是社会的动物，生于社会，长于社会，没有人可以完全和社会分离开来。人是社会群体的内在部分，这是人的优势。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耶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那里，人的价值就在于其社会性。因此，托克维耶尔所强调的并非个人自治，而是社会的自治，社会群体的自治。
等到商人（和资本）崛起之后，他们认为这种权力基础很不“自然”，一种更为“自然”的基础是人们所拥有的财富。自由主义便论证了为什么权力要基于（商人的）财富之上。所以，早期自由主义提倡传统贵族和新贵族（商人）之间的分权。当时在所有西方国家，资本家或者商人控制了议会，和国王分享权力。
自孟德斯鸠开始，几乎所有近代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对公民具有非常高要求的体制，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无论是“政治美德”还是“公民品德”，都是强调对人的要求。他们意识到，尽管民主不可避免，但纯粹的民主会破坏甚至摧毁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设计的早期民主，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反民主”的，因为他们给民主附上了诸多条件，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民主。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一直主导西方世界，是西方的主体政治思想。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把近代以来的各种成功，归诸于自由主义的崛起。对西方世界来说，自由主义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在其产生以来，西方世界花费了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来发展、维持和扩散自由主义，保护自由主义免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和威胁。
对自由主义来说，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人一票”的民主已成不可扭转的政治“铁律”，自由主义所谓的传统价值和政治美德也一去不复返了。而所有这一些都是自由主义自身逻辑的结果。
即使在个人层面，自由主义也充满了永无止境的矛盾，经常处于自我击败的状态。这里，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在脱离现存社会群体的同时，寻找后者重组社会群体。人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且受这个群体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如上所说，这些制度和规范被自由主义视为是“不自由”，自由意味着个人从这些制度和规范中解放出来。但同时，自由主义又竭力鼓吹和提倡人的“认同”的重要性。
在实际政治层面，自由主义往往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之争。自由主义在近代产生和发展早期，就是致力于“夺权”，即把权力从传统贵族转移到新的贵族（即商人和资本家）。传统贵族权力是基于出身、家庭身份继承等因素之上。
自由主义产生之后，它就成为了新群体争取政治权力的有效工具。或者说，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来争取政治权力。近代工业化产生了资本家群体，资本家群体又孕育了一个工人阶级群体。工人阶级崛起之后，也跟随着从前商人和资本家群体的步伐，用自由主义为自己争取权力和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自由主义，只不过在当时被视为是激进派的自由主义罢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和7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其思想基础也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威胁和危机
尽管世界各地的抗争者仍然高举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合情合理地为自己争取着权利，但很可惜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已非往日的自由主义，今天的民主也非往日的民主。
人们只注意到各种激进化团体，在网络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实际上，所有这些群体便是现代社会的新生“物种”。对生活在实体社会的人来说，这种“重塑”的过程也是实体社会“碎片化”甚至消解的过程，对实体社会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很显然，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无限度扩张，使得个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市场面前“原子化”了。从表面上看，因为在个人与国家和市场之间毫无边界了，个人的权力得到了无限的扩张，但实际上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都已经置个人于毫无力量状况。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显然，“认同”并非是一个“个体”概念，而是“群体”概念。在只有存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就无所谓“认同”，只有在不同人的比较过程中，才会有“认同”的概念。所以，对自由主义来说，个人的意义在于“解放”和“重塑”自己，即从传统群体中解放出来，而把自己“重塑”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人”。
这种情况在人的性倾向的界定上表现得特别清楚。传统上简单的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今天，除了人们熟悉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外，不断出现新的类别，形成了所谓的LGBTQ群体。实际上，网络空间上各种虚拟社会群体形成的逻辑，和性别倾向群体是一样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重塑”自己提供了技术条件。
自由主义认为，任何边界，小到个人的性取向，大到国家的边界，都是人为设置的，都应当被取消了。很显然，自由主义致力于“无边界”形式的社会，不是一般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可以说，可以无限制“微观化”的认同政治，有效地摧毁着自由主义。如果这种认同政治继续破坏现存社会，导致人类危机，必然会出现反自由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甚至宗教。实际上，在很多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无边界”形式自由主义
那么，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如何导向自由主义今天的危机的呢？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在市场方面更是如此。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市场的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意味着须要打破所有对市场的人为设置的边界。市场就是没有任何边界。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市场打破了原来的地方化的封建边界。全球化则赋权市场打破国家的边界。到了自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自由意味着市场免于来自政府的所有干预。
传统上，西方自由主义用“原子化的个体”，来指向权威主义社会（尤其是极权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状态。西方所说的权威主义社会下，国家重组传统社会组织，把社会组织纳入国家的管控机制，这是一种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控制。
归根结底，自由主义的矛盾在于始于“性恶论”但终于“性善论”。起初，自由主义对人性抱有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的看法，即假定人性是恶的，但最终自由主义走向了对人性美德的无限夸张，即人性是善的。这尤其表现在民主制度的运作上。
但即使是法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妥协了，因为没有法律，个人就会变得无法无天。实际上，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法律的制约的。结果，当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社会规范制约的时候，法律成为了唯一的制约。但法律意味着什么？法律代表着国家，法律的扩张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就使得自由主义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反面，因为自由主义的“初心”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
当代民主理论家也在强调“公民品德”对民主运作的重要性。但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自由主义推动下，民主的形式（即“一人一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民主的内容（即“公民品德”）则渐行渐远。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见到了“自由民主”的一体化，但当代的发展则是“自由”和“民主”的脱钩过程。无怪乎，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感叹着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美德，随着他们所争取的民主的到来而消失了。
托克维耶尔强调，自由存在于从家庭到国家之间众多的社会团体（或者今天所说的市民社会）；或者说，自由意味着所有这些团体的自治。但当所有这些“市民社会”消失的时候，自由和自治也随着消失。不过，这种“消失”是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所致，因为自由意味着个人逃避来自所有这些团体的制约。
实际上，今天从西方到非西方，几乎所有社会抗争运动都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甚至连自由主义所痛恨的民粹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产物。没有一个社会会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变得平等，社会永远会是等级性的，永远会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特朗普被视为是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但他也在鼓吹“还权于民”，权力不应当掌握在那些脱离社会的精英人物手中，而是应当让人民真正掌握权力。
不管自由主义辩护者的说辞如何，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来自自身的逻辑，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法西斯主义是西方国家内生的，并且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的背景也是自由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是通过选举和人民主权登上历史舞台的。冷战期间苏联共产主义也从来没有对自由主义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相反，西方内部则以此为名，对内部的异端力量进行整治压制，尤其表现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上。
但西方社会所发生的“个人原子化”，较之权威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个人和市场之间不存在的制约，国家和市场力量直接可以到达个人。没有个人可以抵御国家权力（法律），也没有个人可以抵御市场权力。
人们可以设想，特朗普在这里把自己视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就是那些得到底层社会拥护和支持的政治人物。这些人物也是可以应用自由主义的原则来掌握政权的，尽管他们所作所为是被视为是反自由主义的。
尽管托克维耶尔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但其对人的集体性的强调，并非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自由主义的主流强调，个人要从所有一切制约中解放出来，实现完全的自由，包括所有的传统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对自由主义来说，个人唯一须要受到的制约就是国家的法律；除了法律，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制约个人，也不应当对个人构成制约。
的确，自由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冷战之前有西方内部的各种主义，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最大外部威胁。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个人能够逃避国家和全球化的市场，但同时人们感觉到，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离自己越来越远，并非自由所能控制。个人对国家、对市场的“异化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不难理解，在今天的世界，社会抗议要不是直接针对国家，要不是直接针对市场。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不仅造就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制度体系，则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之上的。并且在国际层面，这套制度体系开始为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关切。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意图，要在国际社会输出自己的制度体系，但西方还是感觉到了制度竞争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