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
中国的领袖不能说不理性。在冠病暴发之后，努力抗疫，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并且转向了国际援助和支持。在整个疫情过程中，中国高层从来没有就他国的抗疫指手画脚，而是努力和他国高层保持（至少是）电话沟通。不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在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僚和社会在宣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对中国来说，继续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就经验来说，大国地位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和平的崛起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只能在战火中崛起。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没有人可以保证国家能够从战火中崛起。尽管中美关系恶化，但并不是说中美就注定要以冲突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
就两个核大国的关系而言，没有像今天的中美关系更为糟糕的了。在美苏冷战期间，尽管两国可以互相进行核威慑，但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最终为人类消灭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今天的中美关系又是如何呢？
如果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智慧和理性，避免两国间的直接冲突，甚至最终达至中美重归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在今天这样艰难的局势下，即使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问题。
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民调，但从数亿网民高涨的反美情绪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态度，比率并不会低于美国，并且中国方面也在讨论着如何惩罚那些激进反华的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员。除了少数被视为是亲美的自由派，没有多少中国人今天会公开站出来，理性地讨论中美关系。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于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碍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的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中国的领导层是冷静的，但社会又怎样呢？社会上到处都充满着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音，其中更不乏鼓吹战争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理性的讨论，一旦出现理性的声音，马上会招致这些狂热民粹主义的批评甚至诅咒。
希望在中国这一边。尽管社会和中下层官僚机构中间，经历着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但中国毕竟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对时局保持清醒头脑的领导集团。在遏制战争和维持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已经不缺能力，所缺失的是信心。
更为严峻的是，双方的政治已经拥有了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边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民调机构YouGov5月13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人（69%）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病毒的传播负“一部分”或“很大责任”。这份民调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约一半（51%）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赔偿，有71%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惩罚”。
欧洲也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欧洲了。尽管在冠状病毒问题上，欧洲也有国家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站在一起。相反，和美国不同，欧洲有其独立于美国的利益考量，欧洲各国都想和中国确立至少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而不想和中国对立。
这一趋势也表现在《环球时报》总编辑有关中国应当扩核的言论上。尽管这一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也引出了美国乃至世界对中国核政策的关切。
尽管美国是挑衅方，但中国仍然必须像从前那样，约束官员过分情绪化的言论。外交不是简单地发泄个人情绪。自信来自理性，而非情绪的发泄。
现实地说，如果要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美国方面已经没有希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大环境，加上选举政治，在短期内没有任何条件，促成政治人物回归理性。
中国也应当相信世界存在着维持和平的力量。如果中国自己的方法得当，美苏冷战期间曾经见过的“西方”不可能再现。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团结联合的“西方”。
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吗？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上确认中国会执行这一协议，但这一消息彷如震撼弹，不仅再次引爆中美激烈角力，而且导致外界开始看淡协议前景。美方强烈反弹。特朗普则表示，对重启谈判“毫无兴趣”；又表示，“一丁点兴趣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会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特朗普也称，中国想要重新谈判，以达成一个对他们更有利的协议。
人们也目睹着中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新一代外交官员的崛起，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官帮着总统推责中国，制造着各种推责理论，例如“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当仁不让，用最情绪化的语言来对付之。
两边的强硬派都宣称是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边强硬派的目标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互相强化，互相帮助和支援，促成中美走向公开的冲突。如果中美冲突是他们的既定目标，那么也罢；但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他们的言行就是和自己的既定目标刚好相反。
冠状病毒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更毒害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在世界最需要这两个大国合作，为世界提供领导角色，共同对付冠病的时候，人们不仅没有看到两国间的合作，而是胆战心惊地目睹着两国冲突螺旋式上升。
只有政治、没有政策，或者说政治已经完全取代了政策。两国都有内部政治，两国的关系都必然受内部政治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化解政治所造成的问题，两国政治就会走向最坏的形式，即战争。诚如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关系必将继续恶化
特朗普可说是当代西方民粹型政治人物崛起的最重要的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反华的政治力量一直处于被动员状态，也已经充分动员起来了。这次他们利用冠病的机会集聚在一起，终于把中国而非冠病塑造成了美国的敌人。
从病毒一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也一直和各国科学家一起关注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中国更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构架下，邀请美国和中国本身都认可的“第三方”来加入调查。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一个政治化的结论。
尽管科学界仍然努力寻找病毒的根源，但被视为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博明被视为是美国中青代对华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但很显然，这一代外交家已经和基辛格博士之后的几代外交家大不相同，他们经常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国家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区分开来。博明很显然把他过去在中国当记者时不愉快的经历，发泄在中美关系上。
美国希望通过五眼联盟（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制造“病毒中国起源理论”，但一些成员国的情报机构已经表示不认同。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盟友相信了美国，铸成了大错。中国不是伊拉克，这些国家没有任何理性坚定地站在美国这一边。
具体来说，有25%的人希望禁止中国官员入境美国，3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拒绝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利息，33%的人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41%的人则支持国际制裁。这个民调和皮优（Pew）最近的民调具有一致性；皮优民调也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认知态度。
但《环球时报》英文版（5月11日）报道称，中方有可能废止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该文指称接近贸易谈判的顾问已向中央建议，中方可以审视废止中美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以推倒重来，与美方谈判新的协议，让天秤向中方倾斜。报道指，中方可以疫情为不可抗力为由，称首阶段中美贸易协议难执行；而中方更评估，美方此刻已没有能力发动贸易战。
美国当然也不缺乏比较理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但是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政治环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发展，而非往缓解方向发展。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所进行的只是谁比谁更狠的竞争。
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后，冲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外交官，还做着应当做的外交之外，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并且所有的外交都成为了政治。没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为过往。两边所做的大都是被对方视为是如何把对方搞倒的诡计式策略，或者陷阱，或者阴谋。
中美对方的强硬态度不仅局限于外交领域，而是分布于更广泛的领域。美国因为言论自由，对华强硬派的态度一直是公开存在的。但现在这种倾向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副总理，5月8日应约与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钦通电话，就双方落实贸易协议对话。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对中国的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8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2001年的南中国海撞机事件等。
实际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这次冠病危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公开要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援，这是美国崛起100年以来的首次。美国在其盟友中的领导能力，已经急速衰落。
尽管冠状病毒具有强大的传染力，但如果抗疫举措得当，病毒还是可控的；但如果中美冲突失控下去，一旦发生战争，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会给两国、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更令人悲观的是，今天人们对冠病越来越具有恐惧心理，但似乎乐意看着中美关系的急速恶化，好像与己无关；另一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推动着这一进程。
不仅在外交领域，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美国而言，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所说：“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错的，但没有人站出来对此说些什么……现在在美国，如果谁想说一些关于中国的理性言论，他（她）就会感到恐惧，会害怕自己马上会被‘拉出去砍头’。”
但今天，这个大局已经不再存在。特朗普总统在没有任何科学调查结果之前，就一口咬定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称病毒为“中国人的病毒”。美国国务院高官也一直称“武汉病毒”。美国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的推责行为，导致了中国的“战狼式外交”，而美国则“以牙还牙”。这种互动方式使得两国紧张局势一路飙升。
不过，以往两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都有一个大局观念，即在最低程度上维持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合作。有了这个大局观，尽管也不时有政治出现，但总会有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危机的政策。两国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伊波拉疫情等问题上，达成了重大的合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即使在所谓的“病毒国际调查”问题上，中国有理由可以不接受像澳大利亚那样持有“有罪推定”态度的国家，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依靠的力量。各国的科学家共同体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力量。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体，认定病毒就是起源于中国，更没有科学家认为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