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交媒体把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甚至平时毫不相识、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都连接起来，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
同样重要的是，当统治阶层失去了治理社会的有效手段时，被统治者则获取了革命的有效工具。首先是民主的普及。民主既是价值又是手段，在价值面，对多数民众来说，民主意味着自己应当享受一个民主社会所应当享受的所有权利，而不管条件是否具备。民主也成为民众争取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的有效手段。
一个社会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平等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它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越来越远，势不两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继续信任现存体制，他们对现存体制所代表的一切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想以行动来改变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前提。
第一，任何一个在传统上看起来并不那么显眼的事情，都可以引发威力难以想象的社会抗议。香港的反修例、智利的地铁票涨价、黎巴嫩针对WhatsApp课新税、法国的福利改革等等，无一不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和进行的。
从这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当代治理危机趋向于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民主社会可能会导向更广、更深刻的社会分化，使得各种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内部社会冲突加剧，外部强权政治盛行。而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会出现更多的“失败国家”或者无政府状态。
就手段而言，比民主更为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整个世界具有了“平行性”，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在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的情况下，成为了社会抗争运动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平行世界里，社会抗争表现出诸多从前不曾有过的特点。
在西方如此，在非西方也如此。在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政治“局外人”）夺取政权之后，也和从前的建制派那样同样对问题束手无策。而在非西方，情况更为糟糕一些，如上所说，在现政权被推翻之后，往往出现失败国家或者无政府。另一方面，“反革命”力量的软弱既表现在无能改革现存的制度，使其符合时代的需要，也在于其不能提出一种可供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替代。
内外因的结合导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会抗争。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说达到了一个顶峰。从中国的香港、智利、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到法国，全球似乎到处都是愤怒的人们，他们重新扛起2010年代“愤怒者”的旗帜，抗议潮一浪接着一浪，反对现存政治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直到今天，这一波抗议潮没有减退的迹象；相反，人们可以预期，这一波革命仍将在这个十年继续。
不过，现实也是残酷的。尽管反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但反全球化（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帮助西方解决问题；相反，反全球化给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今天西方摧毁着自己确立起来的全球化构架，这一行为对西方本身的影响甚至甚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再者，技术的进步似乎不可阻挡，但对应付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大多手段，仍然停留在乌托邦阶段。
这一波革命始于2010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然后到处蔓延。荒唐的是，这一波“革命”的“初心”（即革命发动者的意图）就是为了改善治理制度。对西方而言，西方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终的制度，而其他所有形式的制度最终都会被西方式制度所取代。西方对这一点的自信几乎是自明的，无需多加论证，反映在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上。人们都知道经济上西方有“华盛顿共识”之说，但实际上西方在政治上也有一个“华盛顿共识”。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过去的300年间，随着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由西方发始的自由民主政府也不断扩张，确立了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西方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三波民主浪潮，无一不是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的扩散。在这个过程中，英美自由民主一直被视为灯塔。但荒诞的是，这一波西方民主危机就是从英美国家开始的，即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总统。可以理解，直到英美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西方自身所说的“权威民粹主义政权”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一场真正的危机已经来临了。
因此，也不难理解，尽管西方是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但自身也难以幸免。无论哪里，人们都难以忍受无政府的状态，内部秩序环境的恶化便导致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潮的目标自然是西方国家。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多年的宣传，在西方国家帮助推翻他们的政府之后，他们便走上了通往西方国家的道路。大量难民涌入西方，成为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直接根源，更成为西方各种内部矛盾的触发点。
历史地看，大多数社会成员很难承受极端的政治状况或者无政府状态，一旦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便会趋向于接受专制，至少是更多的专制。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在今天的世界，民主已经变得更不可避免，但另一个霍布斯式时代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即人们放弃一些迄今为止被称为民主的权利，来换取稳定、秩序和安全。
西方国家，其政府、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无一不是把西方的治理经验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所必须接受的。西方的治理理论以普世性理论形式出现，不仅西方深信不疑，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界也相信。因此，不难理解，颜色革命的参与者（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是相信革命就是要推翻非西方式政体而建立一个西方式政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治理，无论是传统的专制还是民主都很快失去统治能力或者有效管治能力，面临深刻的挑战与危机。很多观察家认为，治理危机由当代新一波革命所引发，而革命主要表现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会抗议。在那些发生社会抗议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革命有其内部根源，但很多抗议是由外部国际环境的变迁而引发的，甚至就是直接由外力触发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今天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指的是国家的巨量财富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而多数民众所能分享到的经济财富越来越少。很显然，至少就西方而言，这一波的社会抗议只是意味着社会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和平等的共生现象已经不再。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西方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一票”民主，开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从政治权利的平等而言，“一人一票”民主或者大众民主的实现，可以说是西方民主的一个顶峰。但是，随着民主的实现，经济上的不平等越来越甚。
没有人可以预见到当代革命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即使在西方，人们看到的是，革命的力量仍然继续，甚至壮大，但“反革命”的力量仍然趋向软弱无能。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无论是“革命”力量还是“反革命”力量，都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治理制度。革命力量不满现状，其在破坏现存制度时很有效，但除了破坏或者夺取政权，革命者并没有另一种可供社会普遍接受的治理制度的选择。
就手段而言，民主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时走上街头，进行抗争，暴力也往往是社会抗争的内在一部分。对抗争者而言，因为民主所赋予的权利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正当性，因此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都被视为是合理的。目标证明手段正确。
不难理解，在叙述民主的时候，托克维耶尔花了更多的笔墨在平等上，而非像今天的人们只把民主视为是简单的选举行为。平等无疑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道理很简单，没有最低限度的平等，人们如何构成一个共同体呢？
不幸的是，从2010年代以来的颜色革命或者各种社会抗议孕育出来的，并不是人们当初所希望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秩序。无需否认社会抗议的能量，在过去的10年，它们已经推翻了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不过，尽管被西方界定为“专制”的政权被推翻，但新政权无从确立。在非西方社会，社会抗议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失败国家，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并且快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传统上，有“革命”，必有“反革命”。所谓的“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推翻现政权，而代表“反革命”的则往往是建制派和既得利益。一旦发生革命，这两种力量之间要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要不达成妥协，否则革命很难终结。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于非西方社会，社会抗争往往造成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公开的冲突，演变成暴力和流血。
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这个不平等的趋势是必然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国家拥有了阻止这个趋势的有效方法。这个趋势被视为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很容易理解，今天西方所盛行的政治主题就是：一、反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二、寻找应付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普遍性工资制度和向机器人征税等。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的，而非为了革命而革命。今天，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社会，越来越失去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应当有的平等。诚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耶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述美国民主时所强调的，民主的优势在于：相对于（当时的）其他政体而言，民主是最有助于一个社会实现平等的。
种种所谓的“正确性”只是掩盖问题和矛盾，让问题和矛盾继续累积起来。很显然，西方这一波爆发的社会抗争所针对的问题，是以往很长一段历史时间积累起来的。面对那么多的问题，很多政府既没有退让的空间，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式，这又深化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立。
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
但在民主社会，面对社会抗争，政治人物大多表现为“两面人”甚至“多面人”。传统上，政治人物或者掌握权力者是一种责任，为人民做正确的判断。但现在一方面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是政治人物“还权于民”，不负责任，把做政治判断的责任交还给了人民。当社会抗争发生了，统治者必须是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问题的解决容不得过度的理想主义。
第三，社交媒体轻易地使得一个社会的抗争具有了即刻的国际性，不同国家的社会抗争者互相模仿、学习和支持。
在西方，托克维耶尔所论述的民主与平等的共生关系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民主便是西方两场革命的产物，即起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孕育了民主和权利概念，而工业革命最终使得民主和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经历了（英国）曼彻斯特工厂时代毫无人道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西方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美国）福特工厂时代。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福特工厂模式，都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
当治理社会失去有效手段
但是，在面对人民（即选票）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道德上正确性、价值上的正确性。他们因此不得不欺骗人民，甚至绑架人民。更大的悲剧也就隐含在其中。当政治人物没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