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无疑是对各国方方面面的一个大检验。影响各国抗疫成效的因素很多，包括制度、动员能力、人财物的可得性、老百姓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等。不过，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国家的规模。
欧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欧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是由主权国家结成的政治单元。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整合，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欧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些人称欧盟是“新帝国”。不过，因为欧盟本身不是主权体，协调成员国的权力非常有限，这些年更开始衰退。英国的脱欧不是偶然，而具有必然性。这次冠病疫情对欧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成员国变成了无助无援的“孤岛”。
大国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
第三，正因为国家之大，在危机时期，就会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应。中国犹如整个欧洲，或者说是具有一个强有力主权中央政府的欧洲。这里至少具有三个结果。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危机面前，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汉奸、投降派、“带路党”、告密者、贪生怕死者、消极悲观者、冷嘲热讽者、打打杀杀的“义和团”者等等。也正因为那么大的国家，只要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的存在，总会有伟大者或英雄在危机时刻登高一呼的。
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文中提到，虽然意大利已经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欧盟救助，但没有成员国响应欧盟委员会号召，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装备，只有中国施援。他坦言，“这对欧洲团结而言并非好事”。等到中国的援助物资3月12日抵达意大利后，欧盟委员会加紧向德法施压，要求两国修改法令，两国最终依照欧盟的要求行事。
这里须要区分一下“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明末顾亭林（顾炎武）说，朝廷可以亡，但国家不会亡。满洲人入主中原后，整个中国就亡了，但顾亭林说，一个“国家”的兴亡是小事，“天下”兴亡才是大事。他这里所说的“国家”，指的是政府的政权，或者“朝廷”；他所说的“天下”，指的是民族和文化。因此，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近代，梁启超也很清楚地区分了“朝廷”与“国家”，“朝廷”可以兴衰成败，但国家并不是朝廷的国家，是大家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胡适的话只是“愤青”式的表现。在每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政治和社会的各种乱象的确会给人一种“国将不国”的感觉。这次冠病疫情暴发之初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得一些人感觉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弊端存在，从个体、组织到体制，从地方到中央各个方面，似乎没有一个环节不存在问题。因此，抱怨声充斥了整个互联网空间，造成一波接着一波的舆情危机。
钱穆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精神》中说：“依我个人论，我已经过了七十之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获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
意大利还是欧盟内部的大国，较小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塞尔维亚就是一个例子。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塞尔维亚当即进入紧急状态。武契奇强调，困难来临之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欧盟，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
在欧盟，尽管人们都知道必须各国合力应付病毒全球大流行，欧盟议会早期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在欧洲的大规模扩散，各主权国家之间就出现严重的矛盾和纠纷。欧盟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出招确保口罩等防疫装备留在本国。法国出政令变相“充公”全国口罩，以防止囤积居奇。德国不仅禁止口罩等医疗装备出口，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奥地利的口罩。
第二，国家规模大，太大了就难以征服。中国的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用近代的概念来说，是整个国家成为了“殖民地”。不过，这种“殖民地”和近代形式的“殖民地”刚好相反。近代以来的“殖民地”意味着宗主国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被其殖民的国家和社会；至于蒙古人和满洲人，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采用中国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他们自己的文化被中国所消化，他们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人。
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分”的时间实际上比“合”的时间更长，但为什么“分”没有成为常态，而最终还是回到“合”的状态呢？除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的存在之外，人们最终选择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国家，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利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存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不管发生什么危机，最终都能应付过去，回归常态。
比较一下中国和欧盟的抗疫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冠病自中国武汉暴发，向其他省份和世界各地扩散，所以控制武汉和湖北成为抗疫成功的最为关键。为了遏制湖北疫情，中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央政府协调对湖北进行援助。中央政府在2月上旬成立了省际“对口支援”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县级市，组建由医护、管理、疾控专业人员的支援队伍。外省援助湖北医疗队达到344支、共4万2322名医护工作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但因为国家大，人口基数大，总有人会在危机之际站出来，高呼一下，形成庞大的力量拯救国家。这些人既可以来自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可以来自体制外的“革命派”。如果体制内的“改革派”获胜，就叫“革新”“复兴”或“中兴”；如果是体制外的“革命派”获胜，就叫“改朝换代”。
大国有大国的问题，大国可以问题百出，但大国吸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不过，人们绝对没有任何道理为大国规模所带来的优势而沾沾自喜，不求进步。例如，传统意义上的“朝廷亡，国家不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一次朝代更替，带来的生命牺牲和社会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人们必须通过各种体制的改革，来实现“朝廷不亡”。同样，政府应付危机的最初能力必须大幅度提高。每次危机发生之初，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应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生命的牺牲和社会经济的损失。无疑，这些也是今天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改革的任务。
朝廷亡 国家不亡
第一，面临危机，大国动员很慢。如果不能动员起来，就有可能“亡国”；一旦动员起来，就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历史上，一旦朝廷面临危机，开始时总是众口难调，异常地混乱，好像没有人负责似的，任形势一步一步地恶化。这个时候，知识人的批评，民间的叫骂不断，恐慌流传，更强化着人们的悲观失望感。
其一，一场危机发生了，不至于所有的省份都发生危机，总有一些省份是好的。
欧洲国家成抗疫“孤岛”
除了物资，欧洲各国相继封关，也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隔阂。德国对接壤的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丹麦的边境实施临时管制，招来法国的不满，法国总统发声明谴责部分欧盟国家单方面实施边境管制。
其实，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原因。朝代兴亡，但国家并没有灭亡。为什么“国家不亡”呢？
封城、封小区、封路、断航，在很短时间内建设两山（“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所有这些都是各方有效协调的结果。虽然期间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些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运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存在，这些矛盾很快得到纠正。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但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侵吞整个中国，中国演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李鸿章就是利用了列强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他的“大外交”，对列强“分而治之”，避免了中国成为单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但是，一旦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整个国家就开始动员起来，就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举国体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模式也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模式。这里，如果把“中国不亡”换成“大国不亡”就更容易理解大国在应付危机过程中的优劣和最后“不亡”的道理。人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讨论。
其三，即使人为的政策错误也很难覆盖到整个国家。天灾造成的危机不可能具有全国性，而人为的错误则是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不过，因为中国之大，一个政策（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执行和落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来说，都具有“试错”性质，不断产生纠错的机会。只要掌权者不那么固执己见，一错再错，一个错误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国性政策错误，便是领导人个人过于固执己见、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纠错机会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文明）比汉人的落后，所以放弃了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说法毫无道理，蒙古人和满洲人是想坚持自己的统治方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坚持了下来（例如清朝的两套制度，针对满人和针对汉人的），但因为中国之庞大，实在很难有效地用自己的方式来统治，所以不得不放弃而采用汉人的统治方式。
与小国或中等国家相比，大国抗疫不见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国是最有韧性的。大国动员不易，在初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乱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但一旦动员起来，通过内部因素的不同组合，大国韧性就开始显现，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不太容易受外在环境变迁的影响。小国和中等国家则不同，小国如果存在一个有效政府，动员容易，抗疫容易显示成效。不过，中小国家内部韧性差，如果疫情持续，弱点就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一旦外在环境变化，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孤岛。
其二，因为具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没有危机的省份可以支援危机省份，富有省份可以支援落后省份。当代中国一直实行所谓的“对口支援”，这个实践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上都是如此。例如，历朝历代，政府税收大多数来自几个富有省份，政府一直扮演着区域之间的“均贫富”功能。
大国在抗疫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和力量，使人想起了近代一段时间经历过的“中国不亡”的大讨论。近代中国被西方力量打败，一部分精英人物尤其是知识和政治精英，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是典型例子，他曾宣称“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在《信心与反省》进一步解释，“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