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一直都是中国周边外交的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积极参与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此后，中国又相继提出一系列区域合作倡议，比如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简称BCIM）等。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显著加快，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快速上升。
综上，中美在亚太的力量对比，以及双方同域内国家互动方式的转换，为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推动区域合作，并以此拓展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会。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成效，以及区域合作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将受到这两大因素的直接影响。
同时，中国也将继续重视多边交往所产生的整体收益，并保持双边交往，以便在整体推进受阻时能够进行重点突破。而美国受制于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困扰，将继续保持与主要合作伙伴的双边接触，有选择地推进其地区战略。因此，未来中国将具备更强的能力和意愿来推进区域合作，不断巩固区域合作在周边外交中的主导地位，从整体层面推进其地区战略，拓展地区影响力。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与特朗普竭力收缩亚太战略相比，中国则锐意进取，尽其所能地扩展地区影响力。力量对比出现扭转的有利契机，让中国敏锐地抓住机会，加速推进其雄心勃勃的地区合作计划。尤其是在拥有相对优势的湄公河流域，中国更是花费大量精力来推动一系列区域合作项目，以拓展其战略存在。
根据目前中美双方所展现出的一系列最新动态来看，中国将越来越注重从整体层面推进其地区影响力，而美国则会有选择地在关键战略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将使得中美在亚太的力量对比继续有利于中国，从而继续提升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巩固区域合作在周边外交的主导地位。
中美与亚太国家互动方式的转换，也促成了中国在区域合作领域的大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缺乏同美国抗衡的区域影响力，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与域内国家的双边关系上。双边交往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中国扩展周边影响力的主要方式。而美国则热衷于通过多边交往来提升地区影响力，从整体上推动地区战略的实现。
尽管美国是域外国家，但美国在亚太多边组织中的参与范围和力度，却是域内国家难以企及的。正因如此，域内国家，甚至包括中国，都享受了美国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主要指区域内的一系列合作机制）的红利。简言之，当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影响力时，其他国家选择追随美国，而非改变现状，挑战美国的地区霸主地位。这也是为何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未主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逐步衰退；尽管奥巴马雄心勃勃地提出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却稳步上升。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得中国开始逐步尝试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可能性。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相继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倡议，并在随后将这两大倡议合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外界由此开始惊呼，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设想来重塑地区秩序。
在此之前，中缅经济走廊以及中泰铁路等一系列区域合作项目相继启动。这些都预示着未来中国周边外交将在区域合作的轨道上前行，区域合作也将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稳步推进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如今，中国越来越重视多边交往，而美国则似乎回到了双边交往的老路上。换言之，中国实现了从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到双边多边并重的互动模式，而美国则从双边多边并重，回到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互动模式。这一互动模式的转换结果，就是中国显著提升了其为区域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区域合作的能力和意愿，而美国则缺乏这种意愿。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持续下降。一方面，特朗普主动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奥巴马重振美国亚太经济领导力的努力付诸东流；另一方面，特朗普又缺席一些重要的亚太多边外交场合，引发域内国家对美国撤出亚太的严重担忧。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区域合作更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推进器。由此可见，区域合作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并在习近平时代一跃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制。
这种急剧变化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乃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变化以及双方与域内国家互动方式的转换。近年来，外界频频提及的东南亚国家“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清晰地展示出区域力量的显著变化。不过，这种简单化的描述仅仅集中在双边关系层面，并不能反映中美在多边层面的力量变化。而实际上，正是中美在亚太多边层面的力量变化，才为中国大力推进区域合作，并将区域合作作为周边外交主攻方向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