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即使疫情舒缓，原有的经济活动还会存在吗？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吗？即使产品有需求，但企业的生产会受到全球产业供应链的中断或重组的影响吗？
总之，政治伟人丘吉尔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我们可以善用这次疫情所带来的机遇，从根本上加强社会、经济和环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又有助于拉动经济，创造就业，何乐不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也就是说，至少接下来的两年到三年，我们应该聚焦于为新加坡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只是保住原有的企业，等待原有的产品与服务复产复工。
即使疫情控制下来，病毒阻断措施的解除是分阶段进行的，企业可能须要在更长时间内实施防疫措施。总之，在接下来的至少两年到三年内，许多企业要恢复原有业务模式或原有的生产水平，是不容易的，严峻的失业问题也不容乐观。
着眼国内创造机会
再来是“新基建”。在中国，“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加坡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定义和打造我们的“新基建”，创造即将到来的“远程经济”的环境优势，继续引领区域的数码经济。
我们也目睹了高清视频和可靠的信息传输系统，支撑远程医疗、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加速药物研制过程、数码化智能化企业快速转产口罩抗击疫情等亮点。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今年4月就表示，应该提高各国对流行病的防范能力，并强调在当前和未来的流行病疫情中，运用数码化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疫情过后我们应该模拟各种灾难情景，全面慎重检讨哪些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如加速以高科技运作增加食品生产；或者可能的话，甚至考虑向邻近国家租用土地，进行战略物资的生产，并立约保护我国包括在非常时期的权益；或者须要扩大增强哪些战略物资的储备，以满足面对灾难时国家基本生存的需要。
首先，新加坡要加倍努力，快马加鞭推动与数码经济相关的升级版基础设施与全民科技教育，以迎接“远程经济”（distance economy）的到来。这次疫情，由于必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将永久性改变一些经济活动和企业经营模式。“远程经济”造就非接触连接商业与服务的加速兴起，带来在线课堂与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线上商业活动、无人场景交易与服务等。如高德纳公司（Gartner）在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四名财务总监就有三名打算在疫情后，永久安排至少5%的雇员居家办公。科技巨擘如谷歌、推特、面簿等更不用说，都正在筹备让员工永久居家办公的选择。可以说，“以办公室为工作中心的时代”已开始动摇了。
新加坡在动员国人利用科技如“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应用方面的效果不尽人意。政府强调“社会防卫”（Civil Defence）和“数码防卫”（Digital Defence）是全面防卫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考虑更积极推动和鼓励国民的数码化生活以及科技应用。在必须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采集国民的各种生活数据，以便日后再次遇到天灾人祸如瘟疫、自然灾害甚至战争时，利用信息技术能更快速正确分析问题，快速调动适当资源，快速行动以解决困难，保家卫国。
一、这次疫情彰显了人类社会数字化与信息化迁徙的重要性。数字化与信息化可以有效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水平。
中国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始人肖风，在题为《疫情是人类社会数字化迁徙的助推剂》一文写道：“在这场疫情中，凡是数字化做得比较好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反应和行动都会更迅速，更有效率。比如中国的本地生活早就已经数字化，所以我们才能像武汉那样封城，即使不允许大家下楼也没有关系，有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帮你做这些事情。在数字化程度不够的国家，不可能做到武汉那样。”
这些决策的安全考量不妨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的自给自足，也不妨考虑设立国有或社会企业来操作。在平常时期，可以调剂物资余缺、平抑市场物价剧烈波动。对物资储备的存储数量、轮换周期，进行动态管理，以维持物资的有效期或食品的保鲜期。在轮换物资时，可以把原批物资在有效期或保鲜期内，以合理优惠价格转售给一些社会或公益组织，既可以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又能造福人群。
政府最近设立了“越战越勇工作小组”，希望在疫情舒缓后，能制定政策帮助企业将危机转为商机，同时合作开创更多新的机遇。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建议。
其次，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全球化，从物理世界更快走向跨时空、没有国界的数字世界，可说是全球化2.0；“零工经济”（gig economy）也因此获得更肥沃的土壤。因为可以在家办公，零工和公司或服务对象的地点分离变为可能；或者说，零工的工作能力或技能，就象物理世界里的各种产品，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寻找最高报酬的买家或服务对象。这将为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挑战。
远程与零工经济新思维
这次大封锁，多国政府与央行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减少疫情对企业持久创伤，尽量保住企业正常运作的能力，为经济复苏、企业商机重回到发生疫情前的水平做好准备。
因为这是全球大封锁，新加坡与多国的经济联系，短时期内不会完全恢复过来。我们有必要着眼在国内创造机会。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为新加坡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建立更稳固的基础。
很显然，这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尤其像新加坡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与投资，同国际市场密切联系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何时能恢复正常增长，要看疫情在全球何时被控制下来，多国何时解封松锁，跨境人流物流何时恢复，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布局等。
如果新加坡赶不上前沿科技的世界，或者吸引顶尖科技公司落户新加坡，以后新加坡的新科技一代很可能会成为零工，为新加坡以外的公司服务。再来，由于零工更具自主性，人力资源管理会更趋向横向协作的管理方式；还有，有异于传统的公司福利制度，与零工福利养老等相关的社会问题，也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
有关当局可以全面检讨，考虑把一些维护新加坡长期生存或优势的工程项目提早规划、提前实施，这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比如改善排水系统、建造圩田和堤坝、扩大蓄水池等工程，来应对气候暖化将造成新加坡海平面上升，地铁、低洼地区住宅、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都会大受影响等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次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称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它跟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一样，意味着疫情舒缓后新加坡须要创新思维，来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问题。
这次疫情凸显国家战略物资的重要性。传统思维是新加坡国小，缺乏天然资源，所以国家必须累积足够的储备金，遇上危机时就可以动用来解决问题。然而，这次全球为了抗疫而封城锁囯，物流人流中断，多国也禁止物资出口，先照顾自己国民的物资需要。对新加坡来说，除了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医疗配备的缺乏，也一度发生民众抢购粮食和日用品的情况。因此，我们须要做更坏的打算，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能力，以应付万一事态极度严重，如国际交通完全瘫痪或危机延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会不会出现有钱也可能买不到急需物资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