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纳克为了保护面临冠病疫情冲击的经济而抛出的3500亿英镑计划，完全不属于凯恩斯主义：任何政府都会自由地支出以帮助人民对抗疾病。即使是持紧缩立场的前保守党财政部长奥斯本（George Osborne），也会承认这不属于平常时期。然而，凯恩斯会提出目前尚无人问及的问题：“我们怎么支付？”我过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比如，苏纳克宣布未来五年将拨款25亿英镑，用于填补英国公路上的5000万处坑洼。但这个项目为什么不在2010年开始呢？当时路面上的坑洼处更少，也有更多人可参与工程，因为当时英国失业率为8%，现在还不到4%。
凯恩斯在其1949年的小册子《如何支付战争》（How to Pay for the War）认识到这一点。英国民用消费必须削减，要么通过更高的物价，要么通过更高的税收。凯恩斯支持大幅累进的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97.5%），因为这比通胀“更公平”。他还想象，从最贫穷工人头上自动抽取的税收，由政府在战后退回。
显然，这似乎标志着凯恩斯时期财政主义（fiscalism）的回归，而苏纳克也做了暗示：财政政策应该在稳定经济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财政部长和《金融时报》都没有解释，这一财政导弹为何要在现在点燃。
《泰晤士报》政治评论员帕里斯（Matthew Parris）写道，“……凯恩斯会批准这个预算”。而苏纳克3月17日宣布追加3500亿英镑，扶助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英国企业更是广受赞扬。看起来，英国的财政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紧缩之后，终于恢复了合理性。
这让我又回到了病毒上。约翰逊说，英国必须进入战争状态，其他领导人亦然，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法国说过同样的话。但战时经济是短缺经济，你不可能枪炮和黄油兼得。黄油必须搞配额制，以便生产更多枪炮。于是，问题变成了过度需求，而不是需求不足。
但路面坑洼的故事有一个重要寓意。财政刺激不但来得太晚；而且现在可能是错误的经济周期节点。凯恩斯写道：“繁荣，而非萧条，才是财政紧缩的正确时期。”诚然，现在感觉不太像是繁荣时期；预测家指出，哪怕没有冠状病毒，英国也有可能衰退。但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的财政实力，显然都不如10年前强。
但我对最近的“回归凯恩斯”的故事颇有疑问。部分是因为对于紧缩并无理论上的否定，部分是因为新的政策风险转变引用凯恩斯，主要是为了论证预算赤字的合理性。事实上，凯恩斯的算术也可以指向盈余。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在此之前，让我们考虑苏纳克在预算日所宣布的额外1750亿英镑未来五年公共投资。《金融时报》兴奋地说：“公路、铁路、住房、宽带和资本项目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将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过去十年的减支操作戛然而止。
但愿冠病大流行不会迫使今天的政府作出这一选择。但决策者应该开始思考，如何支付这场特殊战争的代价；他们最好记得严格的凯恩斯算术。
官方标准答案是2010年的政府“出不起钱”，但此后审慎的赤字削减政策，让现在有了“财政空间”启动这项工程。这是无稽之谈。政府不存在因为自己施加的财政约束而出不起钱的问题，只存在能够调动多少实物资源的问题。
第三，各国政府过去40年一直在“抗击通胀”，一直警告说如果放松财政政策，通胀将卷土重来；而如今，政府对这一风险视而不见了。尽管“成本推动”的通胀在去中心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代，确实不太可能成为问题，但在充分就业时期扩张需求，仍会导致物价增长加速。因此，到了某个节点，各国政府就必须增加税收以阻止通胀。在错误的时候放松和收紧财政政策，他们就会重蹈20世纪70年代让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名誉扫地的“前进—停止”方针。
英国新财政部长苏纳克，做了首相约翰逊在前任财长贾维德2月份被迫辞职之后想让他做的事情。在3月11日的预算中，苏纳克大开支出阀门，准备在未来五年实施2000亿英镑（约3511亿元）的刺激计划。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英文原题：What Would Keynes Say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