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关税可能将贸易和供给链，从低成本的中国生产商转移到成本更高的替代者，美国消费者将受到相当于税收上涨的冲击，进而提高了通胀上升的风险。后一种可能性尽管在今天看来还十分遥远，但可能给美国货币政策带来重要影响，当然前提是美联储还拥有政治独立性。

被沸腾的股市和50年来最低失业率蒙蔽了双眼，很少有人敢质疑美国经济政策的智慧。当下的喜悦令符合科学的客观分析失去了力量。这是大错特错。时机错误的财政刺激、激进的关税措施及对美国联邦储备局前所未有的抨击，形成了有毒的政策配套，我们必须以更批判的态度评估特朗普经济学（Trumponomics）。

美国总统对政治颠倒的偏好并非什么新鲜事。这次之所以如此不同，在于看不到任何清醒之士作出反驳。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成立于1990年代初，旨在充当行政部门的“诚实中介”，组织并协调关键政治课题的讨论）现在已基本陷入瘫痪。委员会现任主管、向来支持自由贸易的库德洛（Larry Kudlow），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和抨击美联储的行为态度暧昧。向来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共和党也沆瀣一气。

政客和空谈家总是有办法颠倒政策辩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颠倒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很显然，联邦赤字在未来10年预计将膨胀1.5万亿美元，或者政府债务将在2029年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2%，这些都不重要。造成这些担忧的减税措施，被包装成“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必要条件，而获得了合理性。

特朗普的睚眦必报压倒了经济政策审慎——完全忽视历史的教训，拒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并破坏决策过程的制度完整性。大规模的政策失误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迫在眉睫的后果可没那么容易颠倒。

特朗普完全不顾关税战导致消费者和企业面对的直接和报复性税务，而将关税说成是“美丽的东西”。这让人联想起192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痛苦记忆，当时把关税说成是“这个国家经济生命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特朗普忽视1930年代的教训，是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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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7年底的失业率位于周期性低点的4.1%，并且迈向目前的3.6%，当时却实施财政刺激，以致市场和经济出现了泡沫，而当时最不需要的就是泡沫。如果接下来增长萎靡，增加刺激已没用。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根本性缺陷。首先，意图和影响之间毫无关系。政治操弄者认为，大幅度削减企业税可以提高美国竞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和债务无关紧要。尽管供给侧经济学的承诺颇为空洞，但将税务负担从经济的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的收入中性财政举措，更接近真正的改革，而不是整体税收的减少。

被视为对消费者征税或妨碍全球供应链效率的关税措施也无关紧要，相反，它们被描绘成“武器化”的谈判杠杆，迫使贸易伙伴改变它们给予美国的待遇。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没有被视为对其双重使命——就业最大化和确保物价稳定的威胁，而是被视为总统行使其使用“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的特权，而且只要他一个人认为合适就行。

特朗普经济政策配套的第二个关键缺陷，是没有认识到预算赤字、关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正如已故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向来强调的，在预算赤字给已经萧条的国内储蓄带来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更大的贸易逆差成为以外国储蓄过剩来填补空虚的手段。否认这些关系，可以方便地让美国将自己所造成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

英文原题：Trump's Art of the Spin

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的抨击也是如此。央行的政治独立性，被广泛认为是1970年代大通胀后实现物价稳定所需的一大突破。美国于1978年制定的《汉弗莱—霍金斯法》（Humphrey-Howkins Act）给了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所需要的政治保障，让他将通过激烈的货币紧缩，从系统中挤出了两位数的通胀。如果沃尔克没有行动自由，他就会受到当选政治领袖政治算计的掣肘，而这正是特朗普正在做的，对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政策指手画脚。

最后，在评估政策影响时，要记住始终存在滞后情况。虽然随着预算赤字的增加，低利率会缓解偿债成本的短期压力，但无法保证这种趋势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期，尤其是联邦债务累计值已经大大膨胀，预计未来10年将增加占GDP的约14个百分点。同样地，关税措施的破坏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变化，需要12至18个月才会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政治领袖和投资者在评估当前政策的效果时，应该更多地思考2020年底的经济状况。这个时期正好与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周期相吻合，而不是满足于当前金融市场的兴奋情绪。

同样地，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与20世纪最大政策错误之一的1930年史穆特－哈雷关税（Smoot Hawley Tariff）有相近之处，后者导致1932年全球贸易下跌60%。目前，对外贸易占美国GDP的28%，而1929年时为11%，今天美国作为债务国，面对贸易相关的破坏，要比当时作为净债权国更加不堪一击。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美国耶鲁大学教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