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的漠视，还促使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于1939年，也就是他离开故乡德国的一年后，写出了回忆录《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日后成为记者兼作家的哈夫纳，在还是一名法律学生时，目睹纳粹独裁政权如何像意大利迫害犹太人一样，逐步地成为杀人机器。他看到他的法学同学（当中没有人是纳粹分子），如何一步步地接受种族主义法律、废除宪法等等举措，就只因为它们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这已超越了不可容忍的界线，剩下的选择只有抵抗和流亡。哈夫纳不是犹太人，但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犹太人被剥夺家园的那一年，他离开了德国。
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利用恐惧和怨恨煽动群氓的政客，要比试图诉诸于我们的理性一面，但不那么令人激动的人物，更加可能成功。对反自由趋势持反对立场的政党正陷入严重的困境。如果他们响应青年的怒火和理想主义，在左倾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关键选票。如果他们选择寻求改革而非激烈变化的中间派候选人，他们可能会失去愤怒青年的支持。
饱受污蔑的主流媒体，即那些“人民公敌”，仍然强大，但它的影响力正在式微。与直接面向千百万人、在党派电台和电视节目上反复播出的总统推特比起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显得无足轻重。
拿今天的煽动者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几乎永远是不智之举。这样的危言耸听往往淡化了纳粹政权的真正恐怖之处，也分散了我们对本身政治问题的注意力。但如果危言耸听是适得其反的话，问题仍然存在：民主国家会在何种情况下，陷入真正的危险之中？美国总统侮辱民主盟友，赞美独裁者，将自由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把难民关起来并导致他们骨肉分离；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几乎已见怪不怪。什么时候拉响警报才为时已晚呢？
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辨别在过去导致暴政的某些行为模式，比如攻击司法独立。不过，往往与神话混为一谈的历史记忆，也可能造成人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在有民主历史的国家，人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不会在这里发生”，因为“我们的制度非常强大”，或者“我们的人民太热爱自由了”，或他们“太文明”“太现代”而不会陷入野蛮状态。
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芬齐—孔蒂尼一样的人，恐怕会比像哈夫纳的人要来得更多。在处于警惕状态时，你很难安然入眠。反之，只要世界看似正常，即使它实际上并非如此，生活就会过得容易一些。
左派和保守派一样思路狭隘。在脆弱的魏玛共和国遭到右派攻击时，共产党人（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以及1920年代在德国的非共产主义左派都拒绝捍卫它。共产党认为社会民主党比纳粹更危险；左派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主流政党的伪善和腐败上，而实际上，这些政党才是他们应该支持的。
特朗普也许不是希特勒转世，但共和党对他偏离文明的民主规范的所作所为大开绿灯，这绝非吉兆。极左翼说特朗普和克林顿或奥巴马的区别只是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与他们相比，他只是更加赤裸裸地把新自由主义的罪恶一面展现出来。这也不是好迹象。在这两个例子中，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特殊危险被低估或忽视了。
人们将头埋在沙堆中的方法各种各样，而我们这个时代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欧洲也不乏相似之处。不少属于保守派，但非纳粹分子的德国商人和工业家以为，只要希特勒让他们有钱可赚，他们就可以与他共存。希特勒是个平民出身的暴发户，也许不是很有礼貌，但他们肯定能控制住他。
英文原题：Read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作者Ian Buruma是《纽约书评》编辑，著有《零纪年：1945年的历史》（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然而，自由必须得到捍卫，而只有当我们清晰地看到威胁时，才有可能做到这点。当人们不再相信能够阻止煽动者犯下大恶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切为时已晚。
探讨这个问题的伟大著作不少。乔治·巴萨尼（Giorgio Bassani）的名著《芬齐—孔蒂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描绘了意大利犹太资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法律和社会的绞索勒紧了这些将优渥的生活和影响力视为理所当然的文雅意大利人。然而，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拒绝面对现实。叙事者的父亲甚至加入了法西斯党，而更有钱的芬齐·孔蒂尼成员，则龟缩于日益孤立的家族圈。傲慢和缺乏想象力令他们对所处的危险境地视而不见，等到被遣送进死亡营时，一切都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