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Defusing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第一个担忧是美国就业向中国转移，它被视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美国一般通过呼吁人民币升值来设法补救。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其中一个因素，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不可能改变多极世界的现状。以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实施后的情况为例，该协议推高日元的币值，但美国对日本商品的采购量随即减少，并转向其他国家采购，使得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基本保持不变。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当前的美中贸易冲突已酝酿数十年；要抑制它，双方都必须承认，旧的贸易思维方式已起了反效果。除非双方开始把经济和战略的竞争区分开来，否则美中贸易战将不会在圣诞节前结束。
当前的美国政府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第一，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与之相伴而生的脆弱感加深；其次，中国目前从外国企业获得的是前沿技术。虽然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因为它与印度同时崛起），但中国快速增强的地缘战略存在，仍然让美国感受到威胁。
然而，鉴于所涉及的企业都是自愿行事，因此“强迫”和“盗窃”等用语都是在混淆视听。此外，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常在中国享有垄断价格，这一优势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人的论点。
美中贸易不平衡源于结构性缺陷。对中国而言，这些缺陷包括社会安全网薄弱，以致储蓄率居高，落后低效的国家银行系统则拉低了投资，并将过剩的储蓄发往国外。美国方面，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和频繁减税，为贸易逆差创造了经济条件，而无效的调整方案只会加剧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美国一直将人民币升值视为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但这种做法只是转移了焦点，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尽管被世贸组织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它应当确保在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提升互惠水平。这还意味着必须向更多外国企业提供国民待遇（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注册程序），并以符合国家安全的方式，放宽对外国收购中国企业的限制。
因此，美中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双方可以像克林顿所认为的那样，结成战略伙伴。但在科技研发等其他领域，小布什的“竞争对手”标签则更为贴切。为弥合这一分歧，并缓和紧张局势，领导人必须采取措施去建立信任。
但到了来年1月份，我的节日欢呼又会被恐惧所取代，因为助长小布什言论的紧张局势，以及他摒弃前任总统克林顿更喜欢的“合作伙伴”称谓的各种因素，都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同时，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在此后这些年只会日益严峻。
而美国则应该停止将战略竞争（通常是零和游戏）与经济竞争（短期内可能是零和，但长远看是双赢）相提并论。国家的经济活力和韧性来自对国际竞争的包容，而不是一直让国内高科技公司免受影响。
（作者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及马来西亚双威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转变为多极时代，重叠的势力范围将导致经济和政治摩擦增加。全球繁荣有赖于得到维护和加强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但只有在区域大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获得保障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推动美国和中国走向贸易战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竞争。几十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将中外合资企业向中国合资方进行技术转让，列为进入其庞大市场的条件。许多美国企业高管最终奋起反对这些政策，抱怨自己“被迫”分享技术。这种不满的声音非常响亮，以致美国人对技术“盗窃”的关切，更甚于对贸易逆差规模的关注。
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称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此后每一年，我都会在圣诞节到来时松一口气，因为中美贸易战至少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爆发。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美国的第三个担忧：国家安全。对技术转让感到愤怒的根本忧虑，是美国创造力有朝一日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利益。不过，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例如，可以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随着该委员会更多地介入审查外国合作伙伴关系的类型，以及需要联邦政府批准的交易，美国就可以降低遭技术反噬的风险。
不过，中国领导人也不应该闭目塞听。由于缺乏反垄断协议，涉及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一方的贸易纠纷，通常只能依据“受害者”动员报复行为的能力来解决。随着美国政府现在代表美国企业采取行动，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尤其是如果欧洲国家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而其中一些也可能会这样做。
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表明了三个担忧：失业、技术竞争和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就是对这三个担忧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