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自省而不是甩锅。作为上升大国，中国应该奉行三搞清楚，三不可为和三必做到。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上的限制越演越烈，大选年两党都在比谁的反华调门更高，以往工商界强大的“抱熊猫”游说集团现在是一片寂静。这些不仅仅是大选年的闹剧，新冷战的态势业已形成，至少美国在心理准备和思维定势上，正进入全面新冷战模式。
目前美国的打压可谓没有底线。中国必须忍耐的原因有二。其一，同挨骂相比，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利益大得多，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没有美国建立和维护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不可能这么顺利崛起。其二，美国的失态损害了其领袖地位和道德基础，正在将它从一个伟大的国家变为一个普通的国家。
美国一国也许无能为力，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就有能力使中国崛起的列车脱轨。新冷战联盟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为此美国正在推动全面与中国脱钩。相当一批国家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统一战线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冷战那一套恢复起来很容易，许多西方政客对此驾轻就熟。
但此冷战非彼冷战。中国的发展已成形成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阻挡它的崛起。中国在40年的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它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大都来自非西方国家，而第三世界是不会封锁中国的。
目前的局势不由得使人想到72年前，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形势非常严峻时，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最大的特点是看清形势：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中国必将胜出。同抗日战争相比，这场持久战中需要关注的要点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相同点是中国要忍耐，时间在中国一方。对美国来说，忍耐意味着失败，因为力量对比的消长决定了越早决战，对美国越有利，这就是它不顾一切向中国叫阵的根本原因。但美国国内形势复杂又混乱，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契机，会长期消耗美国的国力。
三不可为者是：一、不可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对抗，因为对抗的是西方乃至世界广泛而深厚的民意；二、不可继续奉行内外有别的政策——里外一致是世界对头领大国的要求。外国人关注中国内政很自然也合理，因为他们想知道：如果我生活在这种制度下会是怎样？这种制度蕴育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会怎样影响中国外交和国际秩序？三、不可与美国为敌。
但中国切忌犯崛起大国的通病：愤怒，急躁。愤怒来自守成国的打压，而且往往表现为欺人太甚，让人忍无可忍。愤怒能煽起民族主义的熊熊大火，造成势不两立的局面。
按目前的走势，冠状病毒疫情也对中国利好。中国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率先走向正轨，恢复经济。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由于内部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将继续混乱一阵子，经济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即使中国增长速度远不及以往，也仍然处在赶超的快车道上。
冷战时的许多防卫条约和前沿军事部署仍在，而且美国正在将中国推上前苏联“邪恶帝国”的位置。如果听任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中国的处境有可能比前苏联还糟糕，因为前苏联还有华沙条约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防止这个联盟的形成，是当前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美国推动的大脱钩，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和丧失以往享有的许多机会。但西方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有矛盾冲突，也都需要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比起前苏联，中国有大得多的运作空间来克服困难，只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就不会被孤立。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战中不分敌友地全面出击，也在客观上帮了中国。
对美国要区分它的垃圾情绪和正当关注。垃圾情绪产生于种族、文化文明和实力的优越感，以及对地位将失的恐慌。一个失落的超级大国发发脾气、耍耍性子是可以理解的，对垃圾情绪没有必要也以垃圾情绪相怼，哄一哄也许能息事宁人。对美国合理的担忧和不满则须要认真对待，逐一化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和世界仍需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有很多事中国做不到而美国能做到。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与之为善、化之为友永远是上策。
三个必须搞清楚的是：一、为什么西方一到大选，反华之音就甚嚣尘上？二、为什么中国缺乏亲和力，即使在周边国家也是？三、为什么冷战那么容易就借尸还魂了？把这些全归咎于西方宣传和话语霸权，是甩锅而不是自省。
对最后一点，官方宣传一惯归咎于“中国威胁论阴谋”。事情没那么简单。这里有一个大家都不愿意触碰但又必须挑明的议题，即中国同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区别。经过二战血的教训，世界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民意基础非常强大。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盟国之一，中国对此觉得很荒唐，没有认真对待。
但在世界许多地方，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担忧。日本的安培曾公开发出过警告，其它国家没有公开指责但有戒心。将新疆再教育营同纳粹集中营相联系，就反映了这种戒心。西方用了40几年的冷战才打垮苏联。如果中国不自认为是苏联事业的继承者的话，就必须讲清楚为什么自己不同，不是苏联再世？这没有像纳粹德国那么容易撇清，但又必须讲清楚，也能够讲清楚，否则只有冷战一条路可走。
最近的皮尤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已降到几十年来最低点。前一段流传的是，美国正在考虑恢复执行冷战期间的一项旧法律：不允许共产党员入境。
急躁的原因有两种：第一，过早自我膨胀，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从而急于挑战霸主。第二，即使从客观指标衡量，崛起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守成大国，但前者却忘记了，后者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它经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包括价值体系），而自己在这方面的积累几乎为零。愤怒和急躁都会导致误判，使新兴国被打得一蹶不振。历史上这种教训很多。
第三个关注点是，尽管目前双边关系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谷，但中美之间仍有许多共同利益，否则前些年就不会有人提出“中美国”（ChinAmerica）和G2的概念。共同利益迟早会再次浮现，影响双边关系。中国仍处在世界贸易体系和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中西方仍会有大量的交往，有交往就会有转机；关系达到最低点后就只能向上走。西方国家会寻求中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中国也应积极扩大共同利益。忍过这场暴风雪后，必然会有晴朗天。
三个必须做到的是：一、大大增加中国制度在国外的可接受性：无人能改变中国的制度，但中国须要使这个制度更人性化，与主流价值观更合拍，使没来过中国的人觉得可以也愿意生活在中国；二、全面提高自己的水平，以应对世界对超级大国的期待，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无关紧要国家的水平上；三、消除世界对崛起后中国的担心。
第二个关注点是：和20世纪及以前的大国兴替不同，当前的国际形势带有新的时代特点。在核武、全球化和高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武力的作用大大降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的竞争更加重要。这些方面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有很大的不可预料性，因而回旋余地也大。除非是双方的共同选择，中美并非必然势不两立，它们之间的矛盾有许多方法来调和。这个过程中老大的选项很简单，就是一味打压；但它对老二的斗争艺术要求很高，可以说矛盾的化解全靠老二，而且不能指望老大相向而行。中国需要能曲能张，防止输在情绪上。
最后，从各种资源和力量上讲，尤其是在科研、创新能力和军事实力上，美国仍享有巨大优势，美国衰落并没有盖棺定论。它的问题是其政治制度，在和平时期无法有效地将这些资源和力量整合，以形成强大的国力。但在战争动员下，美国可以迅速形成国内共识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冷战升级或转为热战的可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