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这一协作关系能最好地让劳资双方都能快速灵活地应对经济的转型，以及科技发展和职场的变化，如机械化、人工智能和新经济的出现所带来的挑战。其中最要紧的是能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培训，提升技能，或是学习新的技能和提高生产力。
李总理说，政府带领国家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使三方更容易合作创造繁荣并分享增长成果。由于有这个大的架构，政府做正确的事，国家朝正确方向发展，三方虔诚合作，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新加坡附加值”（Singapore premium）。企业和投资者都不介意付出更高的成本，以利用新加坡的和谐劳资关系和亲商环境。这一附加值更惠及国人，让大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它确实已成为国家的一大宝贵资产。
劳资政合作能带来如此良性的循环是个公开的秘密，人人得而知之，但却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因为很多国家都不具备应有的先决条件，即良政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因此，对此宝贵国家资产，国人实应倍加珍惜。
如果用商品品牌效应来比喻，附加值就是品牌所享有的受消费者特别青睐的内在价值。如某个品牌的智能手机，售价尽管比竞争者高昂，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外来投资者和企业之所以要来新加坡，正是因为我国具有这样的附加值，并且是别处没有的。这些附加值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远比更高的成本来得大。换言之，企业所付出的相对高成本，因附加值而为它们带来更大的回报，比如政治稳定、公正的司法、透明的行政、高效的各类公共服务，以及劳资政和谐关系把诸如罢工等不确定风险降至最低。
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三方协作模式，始于人民行动党和全国职工总会之间的共生关系，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工资理事会等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这一协作关系之所以弥足珍贵，而且历久弥新，关键在它以劳资政协作协商，取代传统和常见的对抗对立，维持劳资和谐与政治稳定，最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做大经济蛋糕，让全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其次，是这一协作关系能最有效地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应对各种经济危机，保障企业和工人的福祉，也确保国家经济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能最快地抓住复苏的契机。由于经得起危机的考验，这种协作关系也因而获得信任，并能越来越具有韧性。最近一次严峻的考验是三年的冠病疫情。若不是有劳资政三方紧密协作，很多企业可能无法撑过难关，很多工人可能保不住饭碗，被裁的工人也无法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其四，是这一协作模式给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创造了一种特有的附加值。李显龙总理星期三（22日）在全国职工总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时指出，这个合作模式之所以能在新加坡行之有效，是因为行动党政府既“亲增长”，也“亲工友”。换言之，政府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亲商但同时也亲工人的政府，加上强大的工会，不仅确保工人不会遭到资方的剥削，还要确保工人合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对国人而言，这种附加值有点像是新鲜空气，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实则是别人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持新加坡护照出国旅行时，或许就能多少感受到。国际上对新加坡护照持有者另眼相看，正体现了新加坡长期所累积的声誉。这种无形的附加值既珍贵又脆弱，若不尽心维护，就可能稍纵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