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提高消费税的辩论里，通胀因素无疑是显著的。从供应看，本轮通胀大约始于美中贸易战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加上俄乌战争推高世界石油和粮食价格。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通胀的基本原因是供不应求，如果新加坡无法控制供应因素，抑制需求便是另一种做法。理论上，加税能调节需求。刚下台的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就是因为仓促提出减税试图刺激经济，却没有相应的增收措施，结果引发市场恐慌，股汇市齐跌，最终黯然离职。
当然加税的办法不只一种，除了消费税，还有其他税种可以考虑。但这同样必须从全局探讨，考虑权衡取舍的机会成本。对比消费税，若要取得相应的收入，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等增加的税率必然要很高，这势必削弱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让国际资本以及人才敬而远之。官方数据表明，提高消费税，一来税负主要落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又能够对游客等外国人的消费征税；二来通过援助配套，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相对其他税种，可谓一举两得。
消费税（修正）法案星期一（11月7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明年1月1日消费税上调一个百分点至8%。朝野议员在法案二读时唇枪舌剑，反映民间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当下，对调高消费税的不安。配合修法，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二读辩论时宣布，为定心与援助配套再填补14亿元，使配套总额达约80亿元，协助国人应对生活费上涨的压力。古今中外，加税从来都是情绪性的课题，但公共收支事关国家盛衰，所以更必须务实对待，避免非理性的争议导致失焦和对立。
加税永远是最能引起强烈情绪的课题，但也是重要又不容回避的课题。因此，这方面的辩论尤其要保持克制和理性，避免过多情绪性的语言，使得问题失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面对不断增加的各类社会开支，开源在所难免。反对提高消费税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无法提出务实的替代方案，就容易沦为不满的宣泄，无济于事。在民粹主义当道的刻下，从政者理应更加谨慎，不要无谓加剧社会的对立。
2022年11月9日
生活费不断攀升是居民切身的感受，官方数据显示，我国8月不包括住宿和私人陆路交通费的核心通胀率上升至5.1%，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人们普遍担心，在高通胀的环境下加税，无异于火上浇油。从经济学的常识看，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但国家财政是个复杂的课题，必须从整体观察，以免见树不见林。随着本地人口结构老龄化，相关的公共开支，特别是医疗护理方面的支出，正在不断增加。新加坡每年的医疗开支约220亿元，预计到了2030年将增加近两倍至600亿元。
至于加税的时间点，在通胀的大环境里确实显得不合时宜，等待通胀势头缓解后再实施，或许能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但国际财经金融界大致认为，这一轮的通胀恐怕不是短期现象，考虑到公共财政支出正不断上涨，延后加税似乎并不具有可行性，反而可能导致赤字提早出现。从政治层面而言，加税从来对政府都是减分的，特别是影响所有居民的消费税。如果真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政府其实没有理由做出这个艰难抉择。
要减缓国人在医疗方面的负担，政府必须相应地提高津贴。钱又从哪里来呢？量入为出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甚至在此之上还制度化地把财政盈余拨入国家储备金，为后人未雨绸缪。政府一再强调，我国缺乏天然资源，储备金是国家存亡的主要保障。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不能寅吃卯粮，更不能因此而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遗祸子孙。因此，面对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时，要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加税就无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