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社会生活不能脱离文化传统和习俗等非物质因素，单纯引进太多外来人口，势必会制造社会矛盾，因此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才是上策。去年本地居民生育率是1.12，从历史低位微升，公民年龄中位数则继续升高，达到42.8岁，显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没有放缓。年轻人口不足，一方面影响社会的活力和生产力，长期而言也代表了人口总数的必然萎缩，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补充。由此观之，鼓励生育依然是必须加把劲的国策。
疫情期间人口流失的影响，在如今生活逐步恢复后明显能感觉得到，特别是服务行业的人力短缺。人们上餐馆需等候的时间长了，上菜的速度也慢了；家里有长辈患病行动不便的也发现不易请到看护者……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不但削弱了日常生活的品质，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少雇主尽管看到解封后的庞大商机，却苦于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大展拳脚。
这些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多确实好办事。深入观察更会发现，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技术，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社会规律。科技让生产力有了指数型的提高，学会运用科技的现代人生产力如虎添翼，意味着更多人所能产生的额外财富，远超过对资源的消耗量。因此，人口的增加是值得促成的正面因素。
新加坡1980年的人口是241万多，国内生产总值是119亿美元；2020年人口是568万多，国内生产总值却已经高达3400亿美元。粗略估算，在这40年间，新加坡人口增长了约135%，但国内生产总值则猛增了约1689%。就算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财富的增速和人口增速还是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科技的因素，使得人均创造价值的能力突飞猛进。如果同一时段的人口增长更快，经济规模的扩大可想而知。
这些年来，本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如地铁、组屋的建设如火如荼，是有可能满足既有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甚至还足以舒适地接纳更多人一起工作生活。只要规划得当，善用土地和生活空间，加上方兴未艾的远程办公潮流，长期而言还是应当增加人口总量。因为如前所述，人口规模本身就是一种效益。西谚云：未来属于现身的人，我们必须避免“温布顿效应”，让几辈人辛勤劳作建设的成就，最终因为缺乏足够的子弟接班而为人作嫁。
低生育率是发达世界普遍面对的问题，因为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日渐变成青年一代越来越丰富缤纷的人生选择之一。在众多因素当中，对未来的观感或许左右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生儿育女的态度。环保主义的激进极端化，已经濒临一种末世情结，把人类视为破坏地球的癌细胞，欲除之而后快。这种长期的渲染，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导致年轻人对未来的悲观绝望。因此，社会有必要提供正确的信息，让青年感觉未来充满希望，才有办法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低下的难题。
最新公布的人口简报显示，新加坡总人口在连续两年下跌后回弹，截至今年6月达到约564万人，同比增长3.4%，但仍低于疫情前的约570万人。当中公民人口微增1.6%至355万人，永久居民增加6.3%至52万人。这主要是因为边境限制放宽，更多居住海外一年或以上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回国。去年的居民整体生育率达1.12，比疫情前2019年的整体生育率（1.14）来得低。65岁及以上公民占比上升，从2012年的11.1%增至今年的18.4%，并且比前一个10年增长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