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华族或少数种族的籍贯，对个人或家族记忆来说，都有超越一个地点或地名的多种内涵。它除了显示个人与家族的来源地，也包括原乡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等信息的传承，对很多人来说，年轻时未必重视，但不表示从此可以抛弃。到一定年龄之后，很多人会兴起“寻根”的心理需要，这既是文化情感上的自然流露，也是人性化的表现。这样的情感与心理需求，也见诸世界很多民族，不仅仅是华族，哪怕过了很多代，一些后辈也会产生想深入了解祖辈根源的兴趣，或者想告知下一代。奥巴马在出任美国总统后，第一次寻迹就去了父亲在肯尼亚的家乡乡村，就是明证。
虽然我国年轻一代中有些对方言已经无感，但籍贯的意义远远超出方言。
在这样的基础上，容许新一代出生证的可打印部分显示父母籍贯，对更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感受我国国民身份的多元层次，扩大岛国国民的文化背景认知，都具有丰富的意义。比较理想的做法，其实是提供国人在为子女进行出生注册时，可选择是否登录籍贯背景。这就像我国身份证上一直允许国人选择是否写上华文姓名或母语姓名的做法，更合乎情理。
虽然根据新做法，在政府电子资料系统中仍会输入新生儿父母的籍贯资料，可通过电子政府密码查看，但这与直接显示在民众可打印留存的电子版出生证，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很清楚，无论保留籍贯或种族标识的努力，都不是为了妨碍国民意识与认同感的建立，事实上如上所述，也不可能妨碍；更多的考虑是尊重国人自主的选择权。如果数十年后，在非不得已下的政策改变，也仍应广泛征询意见。目前，还有许多国人愿意守护籍贯及其附带的文化资源，并构成了我国整体文化资产的一部分，在电子时代，我们更应该利用科技，对与文化资产相关的事务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扩大与丰富国家文化的资产库存而不是减少或清仓。
从许多迹象来看，国人在身份认同方面，近些年来已经更加强化，这一方面与国家建设发展欣欣向荣，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施政有方密切相关，包括居者有其屋等很多政策实际惠及全民而且不断完善，令国人有感，这都是可喜的事，有助于国家凝聚力与认同感的建立。也因此，刻意排除籍贯记忆的措施就更显得不必要，因为籍贯认知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建设，并不是零和的数学题，换言之，国人拥有个人或家族的籍贯认知，与对新加坡国家的忠诚与奉献，并不产生矛盾。
从过往的历史可以知道，国人出生证上有注明父母籍贯的栏目一直存在，但完全不妨碍建国以来身份认同意识的建立，随着越来越多国人在本地出生成长，扎根新加坡的意识只会随着世代更迭而越来越牢固。
到现在为止，很多国人仍带有对籍贯的认同感与记忆，即便是中年左右的人口中，也还有不少人平时对籍贯身份虽不讲究，但不意味着在政策上可以随意忽视。此前社会上有少数声音认为应该将身份证上的种族标识取消，以便更快建设国族意识，这都是错误的认知，刻意为之无异于揠苗助长，并可能衍生其他的不良反应，对社会的团结反而不利。
因此，淡化籍贯对后代的影响，对于高度西化与母语快速流失的我国社会，会不会更容易造成后代子孙对“根”的迷失，须要仔细思考。此外，当局未向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宗乡会馆与社团咨询，做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政策改变，会对本地社会或者华社传达出什么信号，也值得当局三思，或对社会提出进一步的澄清。
本报日前独家报道，从5月29日开始，新生儿电子版出生证不再显示父母的籍贯。此举看似行政枝节，却引起华社不少质疑，接受本报访问的少数种族社团也都感到可惜。籍贯对于华族大致相当于方言族群，也是小范围的祖辈居住地，对于少数种族也是如此。这一改变属于敏感课题，出乎国人意料，事前并未公开征询意见，显然低估了国人对此“根源问题”在文化情感与认知上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