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大流行还是地方性流行病,考验的是适者生存;适者的最重要条件是快速的调适能力,包括懂得衡量各种选择的风险,以及培养孩子的风险衡量能力与生存能力。对决策者来说,他们的职责是根据所掌握的财政和公共卫生资源,在生命与生计之间求取平衡。对个人来说,每一条生命都是重要的,没有人希望自己或家人确诊,也不希望确诊之后成为长期冠病病患。因此,不管是面对大流行病还是伤风感冒,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生命,终究须自己负责。新加坡人信任政府,但也普遍存在依赖政府和官方指示的国民特质,在当前这种要求适者生存的大环境里,坐等指示还不足够,要懂得运用常识和独立思考能力,为自己作出明智的选择,为生活作出合理的安排。
这种情况可能同“与冠病共存”策略宣导不到位有关。冠病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所有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想找出最适合各自国情的抗疫策略。总体而言,有严防死守的清零政策,以及“与冠病共存”两条路子。
总理李显龙日前表示,对于确诊者或密接者因迟迟未接获卫生部指示而出现不满,他能理解他们的压力,并承诺当局将努力提升运作效率,确保为所有病患提供妥善的照顾。诚然,当局鼓励符合条件的确诊者居家康复和让密接者居家隔离,就必须确保相关的信息清楚广泛地传达出去;这方面的联系、信息收集、运送安排等工作须尽快提升。信息不混乱,政民才能更好地配合,才能避免病例扩散。
不管哪一种策略,抗疫信息的有效传播都很重要。一年多来,我国从每天病例统计数据的发布,到抗疫策略的宣导,都做到高度透明化。当然,由于疫情不断变化,间中难免有疏漏或可改善之处,例如今年4月出现渔港、夜店、巴刹等的大型感染群后,一些读者投函《联合早报·交流站》,就当局的隔离流程和安排提出建议。由于当时病例多,联系和后勤工作未能尽善尽美;如今确诊病例比那时更多,可以预见联系工作更加繁重。
近一个月来,本地冠病病例大增,尤其是最近13天,累计确诊病例从7万多起迅速增至8万多起;住院病患已过千,占用全国医院近一成的床位,使得病床需求开始承压。当局鼓励符合条件的确诊者居家康复,但确诊者或密切接触者又迟迟等不到卫生部的进一步指示,而感到惶惶不安。民众对当局的抗疫政策感到混乱,当局则表示还要继续观察形势。当前一股不确定性中带一点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社会。
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腹地的岛国,“与冠病共存”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然而,从主政者到企业再到民众,对于这个策略显然有认识上的落差。人具有惰性,不喜欢多变,更倾向于稳定,所以整体社会对于新情境的调适往往是缓慢的,因为有些人具备快速适应能力,有些人则不然。这就好比小车司机可以快速变换汽车方向,但巴士司机要改变方向就不容易,因为人多车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抗疫策略能迅速调整,整体社会却未必能快速适应变化。
一些人对于“与冠病共存”策略的认识不充分,所以希望当局收紧防疫限制,包括再度封城锁国、禁止堂食、全国大筛查等。如果我们每次出现病例曲线攀升,抗疫政策就走回头路,那我们永远走不出一条“与冠病共存”的道路。一次性全国大筛查也没有意义,因为这一周筛查了,下一周仍可能出现病例,或者一个月后仍可能有境外输入病例传播开来。要与冠病共存,首先必须确保医疗体系不会过度承压,其次是人们必须建立起心理韧性,要敬畏病毒,但无须恐惧冠病,以致整个心情和生活完全被它宰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多强调个人责任。民众应该采取更多主动性,掌握最新的防疫知识。除了过去一年多宣传的戴好口罩、勤洗手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如今我们还应该知道自检盒怎么使用,确诊后怎么办,密切接触又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