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MG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柯尼格（Harvey Koenig）说，税收会否减少，这要看企业如何应对，以及政府如何改变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
不过，若未来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调高，则可能影响我国的税收，因为这会减少我国税收方面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跨国企业或会减少在本地计入的盈利（profit booking）。
经济发展局支持建立稳定国际体系的多边方案，促进增长和税收的确定性，同时确保各司法管辖区的公平竞争环境。
星展集团经济师谢光威告诉《联合早报》，现阶段有关税率对我国的影响微小，但未来若最低税率调高至17％或更高，会影响我国税收的可持续。除了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简称NIRC），公司税是占我国税收的最大来源，“这意味我国应该继续探讨其他的税收来源。”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廉洁的政府、值得信赖的法律和监管框架、高效的基础设施、高技能的人力、亲商环境，以及整体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吸引企业的主要因素，“新加坡作为一个高成本的制造业中心，竞争远远比税率来得复杂。”
德勤新加坡国际税务主管刘丽梅认为，如果新加坡能够从全方位来吸引外资，中长期内可抵御全球最低税率的影响。她指出，在冠病疫情冲击下，我国仍然能在艰难的商业环境吸引外资。
新加坡公司税率为17％，有些企业因为获得税务优惠等因素，有效税率可能低于15％。
新加坡公司税率17％ 优惠税率或低于15％
经发局执行副总裁林珀莹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加坡的战略位置和连通性、良好的实体和数码基础设施、法治和良好的治理、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技能熟练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些优势让我们能够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而继续推动增长和创新。”
受访分析师都指出，我国的价值主张不仅限于有竞争力的税率。
大华银行经济师全德健表示，这个最低税率对其他经济体影响更大，例如爱尔兰，许多科技巨头在那里设立业务。新加坡则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整个配套，包括稳定的政治、高效运作、东南亚的门户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普华永道新加坡税务主管合伙人胡和坤受访时说，新加坡并不完全依靠税收优惠来吸引外国投资。持续投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力和劳动力技能，创造一个与区域和全球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同时考虑到可持续性，对于保持新加坡未来的竞争力将变得更加重要。
七国集团（G7）支持将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定在15％，确保大规模跨国公司缴纳合理份额的税款。分析师指出，这不会影响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
林秀心说，有效税率低于15％的公司可能要支付更高的税，因此公司可能重新评估投资目的地。过去10年，随着防止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BEPS）框架和其他税务改动出炉，税率竞相逐低的情况已有所改变。
分析师指出，廉洁的政府、值得信赖的法律和监管框架、高效的基建亲商环境等整体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吸引企业的主要因素，“新加坡作为一个高成本的制造业中心，竞争远远比税率来得复杂。”
她说，经发局将继续与企业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合作，加强我国经济，为新加坡和国人创造良好的商业和工作机会。
她指出，在目前的大环境，这些基本面，以及新加坡作为值得信赖和开放的商业地点的声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但他说，最低公司税率的实行还有很多未知数，要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G20）会议上讨论协商。
至于何时落实尚不清楚，他预计政府的税务政策、跨国企业和海外投资者对新加坡的看法不会出现大改变。
新加坡国际商会总裁米洧德（Victor Mills）不认为这会改变跨国公司、尤其是科技巨头对新加坡的看法，“新加坡的税务架构是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但只是吸引外资的多个因素其中之一。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法制、知识产权保护、实行合约的能力、融资，以及靠近亚细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