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认为，冠病疫情过后，新加坡将在高科技领域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适应中美博弈下的供应链转移。
卡普里认同新加坡的竞争力，他引述《金融时报》的500家亚太高增长公司排名说，最新名单中超过70%的高增长公司来自新加坡，这些公司处于进入中国市场的首要位置。
黄庆生认为，中国已成为非常数字化的经济体，而数字化和科技是新加坡企业可在中国寻求发展的领域，其他还包括服务业、医疗保健、电子金融和新食品安全等领域。
卡普里指出，美国在本月发布新规定，要求使用美国设备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获得许可，才可向实体清单上的企业销售产品，这对中国华为立即产生影响，华为绝对需要这些芯片来制造智能手机和建设5G基站。鉴于中国在半导体方面大幅落后，此举不仅限制了华为，围绕半导体、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生态系统，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其供应链将转移，这给新加坡等国家带来机会。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是新加坡的重要贸易伙伴，新加坡处于独特的位置，可以利用优越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维持和世界的联系。
卡普里认为，新加坡有相当好的结构和设施来适应供应链的迁移。比如新加坡正在开展自己的5G建设，有背景多元化的供应商和大量的本土资金参与，这汇聚了大量的专业资源，将建立一个有趣的生态，最终输出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物流、教育、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中关系可能承受巨大压力
本地企业家劲升逻辑（CrimsonLogic）子公司GeTS主席黄庆生引述《中国日报》报道，指中国和亚细安之间的贸易在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5.7%，相信今后将继续增加。他指出，中国也是亚细安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而新加坡作为出色的物流和供应链枢纽，近些年吸引了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巨头。
国大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兼讲师卡普里说，今年将是中美在战略性工业领域脱钩的决定性一年，诸如半导体的关键技术和制造产业将加速转移，这给新加坡等国家带来机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兼讲师卡普里（Alex Capri），昨天在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说，今年将是中美在战略性工业领域脱钩的决定性一年，诸如半导体的关键技术和制造产业将加速转移。
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隐私、监视和审查方面，原本就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差异，围绕着这些差异的高科技将出现脱钩和出口管制。
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认同疫情过后新加坡在高科技方面将获得更多机会。不过他认为，新中关系可能会承受巨大压力，因为美国政府在没有很好地动员盟友和伙伴的情况下和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新加坡或许需要选边站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