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的是对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楚的认识，同时营造相对稳定的氛围，鼓励个体去寻找答案，然后充分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充满活力的个人。”

他指出，学界此前的主导思想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但中国却走出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在国家战略跟市场之间进行有效的尝试，创造了经济的奇迹。

中国的发展模式给其他国家的启示在于通过实事求是、按部就班的态度聚焦当下面对的关键问题，厘清对问题的认知，然后再尝试解决。而衡量解决方案的正确标准应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刘俏以中国结合国家战略与市场经济来激励底层个体活力为例，指出这种模式虽然难以被市场体系所接受，但在中国却行之有效。

那么中国企业的调整方向在哪里？刘俏认为企业除了改变经营上的思维模式，在市场的选择上也需要调整。

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经验也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经济新模式的参照，丰富了经济发展工具箱。刘俏指出，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才刚完成工业化进程，因此时间上更靠近、更符合当前环境，因此对那些急于完成工业化、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经济体更有说服力。

刘俏认为，目前中国企业中，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三家公司在价值创造方面都做得很好，分别敏锐地捕捉到电信通讯、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的市场变化与消费偏好，同时寻找能提升价值的领域。

而随着消费主体的变化，消费品种与偏好也会变，转向金融、医疗、养老、教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中国毕竟是一个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未来上升比例会非常高，从居民消费或服务型消费来说，（为企业）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刘俏指出，企业与学界都应保持思想上的开放，不要过度依赖现有的理论模式，要根据大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改变。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经历在学界应获得更多的尊重与研究，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参考的案例。

对中国模式缺少理解研究

刘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正从出口和投资逐渐转向国内消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中国企业提供应对外部环境不稳定的缓冲。这个缓冲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

中国经验提供他国参照

他指出，虽然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在2035年左右，中国全国45岁以下人口仍有近4.8亿人，其中约一半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他将这部分人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认为他们届时的消费能力将与2004年的日本相同，人均收入达到现在的两三倍，中国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38%增至58%。

利用贸易摩擦 转向国内消费市场

刘俏指出，企业在转型中难免会遇到来自自身的阻力，太习惯于过去的模式，而不根据时代环境去改变。学界也有类似问题，过度依赖熟悉的思维定式，为了捍卫价值主张而排斥事实，思想上变得钝化保守。

中国企业只是“大” 而非“伟大”

他呼吁中国企业的发展与管理应从注重扩大规模转变为注重投资效率与价值创造，方能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增长模式。

在刘俏看来，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企业管理层，最应避免的就是被过去的经验束缚，而忽略了与时俱进。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与市场和消费者产生断层；对知识阶层而言，这意味着用不合适的旧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失去了创造力与准确性。唯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问题，并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继续进步，不被淘汰。

在2014年出版的《从大到伟大》中，刘俏曾指出中国企业只是“大”，而非“伟大”。如今，他认为企业应该要能够适应市场的动态变化，对需求端有着敏锐反应，并将价值创造作为企业使命来追求。“如果企业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蜕变，那么未来自然将成为伟大的企业。”

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上周来新加坡参加论坛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建议企业从改变自身思维模式开始，不再一味追求规模。

“华为的研发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约15%，这不像是一个追求规模的企业干的事情。更多的是长远的布局，保证企业的专利数量、技术能力，能够在未来这种比较动态变化的环境里始终找到新的增长领域，始终在技术层面领先。”

因此，刘俏认为学界通过现有的范式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经济崛起，忽视了其特殊的发展道路，以至于对中国模式缺少理解与包容，无法公平理智地进行研究。

过去一年多来，国际环境波荡不已，中美摩擦从贸易逐渐扩散到科技等领域，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并非好消息。在外部环境不稳定、内部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刘俏认为这也是转机。

他建议从结果导向而非价值观来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市场经济所提倡的发展模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从某种程度上共同构成解决全球经济与发展问题的工具箱。”

中国经济过去40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学界对中国模式和经验的关注、研究、尊重都还不够。对于中国的发展，西方学者只通过情绪化方式进行简单论述，以致于错误地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

至于阿里巴巴与腾讯，刘俏认为这两家企业都在考虑长远发展上展现一定的格局。阿里巴巴通过为小微企业建立平台，让消费者得到高质量的消费体验，同时朝着打造一个有价值的企业的方向努力。腾讯则通过过去产生的大量数据信息来向产业端转移，从消费端倒逼供给端。

随着消费群体和习惯的改变，刘俏认为最终中国的需求端会倒逼供给端，迫使中国企业转为消费者服务，进行价值创造。同时，全球产业也将从“中国制造”变成“为中国制造”，不再忽视庞大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与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近年开始放缓，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则与日俱增，与美国的经贸摩擦也仍未解决。在内外挑战并存的节点上，中国企业应如何调整予以应对？

他指出，过去40年中国企业发展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在大规模投资、基建等大型项目的拉动下高速增长。但目前中国经济放缓，同时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企业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通过追求规模的扩大来取得发展。因此，如何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已成为中国企业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

刘俏认为，只要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外部环境，并对企业家精神给予更多鼓励保护，中国将极可能出现能创造价值，并有着与社会普世价值相同价值诉求的企业。

刘俏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套解决方案，直言“中国发展本身只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替代性方案，可能适合部分国家”。

刘俏认为中国企业本身在过去10年间也开始感受到，需要从过去简单的、对规模的追求中找到新路径，意识到一味地追寻企业规模不能持续，现在已到了调整的时候，而这一探索过程也只是刚刚开始。

“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市场和消费者在哪里，去聆听市场、聆听消费者。”刘俏指出，中国国内拥有足够大的市场，中国企业应该利用贸易摩擦这个窗口，转向国内消费市场。

刘俏分析，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令全球惊愕，无法有效地做出相关调研，因此才导致分析的落后。“1978年中国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但40年后变成了16%至17%，这很难用现有的理论范式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