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这里必须提到，在与匈奴、突厥等游牧政权争雄时，汉唐政府常常能够获得西域多数操伊朗语的各小国归顺，很大原因是经济因素。除了丝路贸易，更有草原游牧民族掠夺性征服后的横征暴敛（例如被傅斯年描述为“荼毒亿兆”的蒙元政权），与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中原政权相对轻徭薄赋的两相对比。高仙芝的贪财残暴，因此引起西域公愤，“诸胡皆怒”，极大地损害了唐政府支持伊朗祆教文化圈对抗阿拉伯征服的国际战略。

这一计划的“灵感”，无疑来自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唐朝前期是中国掌控丝绸之路的高峰。回顾当时的若干关键事件，对今天“一带一路”计划的成败，不无启迪。

根据上世纪德裔俄国东方学大师巴托尔德，怛罗斯战役是世界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奠定了此后由儒教还是伊斯兰主导中亚的结局。这一结论或许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怛罗斯战役不仅让波斯萨珊王朝依靠唐朝复国的梦想破灭，也使得黑衣大食得以将众多敌对的祆教小国各个击破。在安史之乱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和丝路控制后，中亚最终伊斯兰化遂成定局，虽然高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一直维持到明朝初年。

高昌虽然盛行佛教，并且受到伊朗文化圈的祆教影响，但汉族传统文化占了主导地位。自五世纪末以来，高昌一直由汉人麴氏家族统治。唐朝建立后，这一汉族政权“回归祖国”便被提上议题。高昌国王麴文泰曾经前往长安朝觐，表面上归顺，却坚持“独立王国”，并且联合“境外势力”西突厥，抗拒唐军。

可是高昌民众却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新唐书》记载当地传颂的歌谣：“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

“一带一路”计划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大题目，百多年来争夺欧亚内陆控制权的国际“大博弈”，因此开展了最新一轮。围绕“一带一路”的任何事件，例如中国公民新近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杀害，都激起密切关注。

这里的关键不是唐朝的军力，而是其压倒性的文化感召力，被远在边疆的高昌居民视为高悬的日月（另一版本是“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试想今天北京是否具有这样的文化和道德权威，让台湾民间也传出“解放军如日月”的歌谣？

于是石国王子投奔了新兴的阿拉伯黑衣大食势力，引起次年在中亚怛罗斯城（今从吉尔吉斯斯坦流入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边）三万唐蕃联军与阿拉伯军队的五天大战。高仙芝的贪暴进一步促成原属唐军的突厥葛罗禄部众临阵倒戈，造成唐军大败，仅数千人与高仙芝得以逃脱。

唐朝控制丝路的关键发展，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击灭麴氏高昌。

高昌也即今天的吐鲁番，地处天山南北孔道，是丝路北路冲要，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自西汉起，中国派士卒及家属前往该地屯田，稍后更在高昌设立戊己校尉。从魏晋、十六国到北朝，高昌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实体。

如此民心所向，把中央政府看成“日月”，而地方政权则是日月高照之下苟延残喘的“霜雪”。无怪唐朝大军一到，麴氏高昌迅速投降，而原有《共同防御条约》的西突厥势力也“惧而西走，不敢救”。顺利收归高昌后，唐政府再接再厉，不久便完全掌控了从长安直到中亚的丝路东段。

这里的历史教训，便是高仙芝贪腐造成的历史恶果。对照今天，不仅中国体制内部有难以根除的贪腐官员，“一带一路”穿越的亚洲内陆各国，大多数缺乏政治稳定，并存在严重的政府贪腐现象，引起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不仅刺激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北京惯走的上层外交路线下，更是被各种内外势力诱导反华浪潮的绝好藉口，以及可能的怛罗斯战役新版。

唐朝失去对丝路的控制，起点是百余年后另一历史事件，关键人物是朝鲜族名将高仙芝。他曾经率军长途奔袭，平定投靠吐蕃的小勃律国（在今巴基斯坦东部），生擒其国王和吐蕃公主。可惜他也是一个贪腐领袖。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伪与石国（今塔什干）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掠得瑟瑟（一种绿宝石）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和其他大量财物，“皆入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