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强调BEPS行动计划，会如何对新加坡的税收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新加坡失去企业所得税收入。

（作者是Baker Tilly Singapore会计师事务所税务主管合伙人；肖萌译）

围绕吸引更多富豪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鼓励就此展开更多的预算案辩论，包括有关促进新加坡慈善事业的附带议题。王瑞杰在演讲中简要提及，但背景更为广泛，同时也应重新讨论是否应该扩大净财富税的征收范围。

其大意为，如果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缴纳的所得税税率低于GMTR，其母公司将被其经营所在的管辖区额外征税，或有针对性地采取补充措施。一旦实施GMTR，许多在新加坡运营并享受优惠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跨国公司都会受到影响。

去年一整年，新加坡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许多行业出现了萎缩，而备受瞩目的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编按：为富裕家族管理财富的私人机构）似乎成了潜在的增长亮点。

风雨同舟，携手共进

值得赞赏的是，这份预算案承诺，要将新加坡塑造成一个经济有活力、社会有凝聚力、环境可持续和财政可持续的国家。今年虽恰逢牛年，面对当今世界多边主义的重重挑战，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赞同政府没将具有战略性的税收改革措施莽撞行事。

在2020-21财年预算案演讲中，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警告，“国际税收领域的新发展将影响香港税收制度的竞争力”，并认为OECD提出实施全球最低税率（GMTR），相关措施可能会削弱低税率枢纽管辖区在跨国公司眼中的吸引力。

GMTR在这个新层面上的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因其涉及的多边性（参与讨论BEPS的国家超过135个）和多面性程度更高。甚至可以说，GMTR会对一些长期实施的税收优惠构成生死存亡的挑战。

同样地，单方面推动重大的本土税收改革，也可能徒劳无功。因此，许多税改（主要是微调）意见，都是在附件中而非演讲正文中详加陈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2月份，有关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全球第九大富豪）的报道称，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对他管理财富助益良多，同时也指出了超级富豪家族热衷汇聚于此的现状，其中就包括对冲基金大老达利欧（Ray Dalio）。

杜绝避税

在新加坡，税收优惠的类型和税收政策的选择，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演变而来的。过去，新加坡经常利用双边途径（即通过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饶让条款”），来确保新加坡因税收优惠而放弃的税收，不至于被其他国家追缴。

当前，国际上尚未就GMTR达成一致，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框架大动干戈仍属为时尚早；但在这届政府执政期间，也不应将此排除在未来的预算案范围之内。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2020年1月推出的可变动资本公司（VCC）框架可能很快就能放宽，作为VCC2.0推动力的一部分，将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结构也纳入进来，为高净值家族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在今年的演讲中，王瑞杰以更加强烈的语气，含蓄地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这会限制我们推行自己的税收政策组合，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公然呼吁削弱税收主权，这一点在他使用的“……将产生不利影响”等强烈措辞中展露无遗。

2018年，一份OECD税收政策研究显示，为了提高收入，征收净财富税的意见在一些国家卷土重来。经济大环境一蹶不振，随着所得税和消费税所带来的收入日渐减少，这种呼声在未来可能会更加高涨。

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背景下，这显然必须与其他因素进行权衡，比如对我们的竞争力的潜在影响与务实考虑，例如，一些可以免税的事项可能不会通过审查。

而在海外，有关BEPS的针对性意见同样有增无减。

在过去10年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塑造国际税收发展影响甚巨。在OECD和二十国集团的BEPS包容性框架下，多国携手合作，坚决杜绝利用税收政策漏洞的避税策略。为了确保人人公平纳税，BEPS相关措施似乎必将导致国际税收政策，出现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根本性的变化。

在去年的预算案演讲中，在详细说明新加坡收入基础的具体不确定性时，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指出：“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出台的大背景下，修改国际税收政策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