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后，新马关系并没有恢复平静。马来西亚一些报章，如巫统机关报《马来前锋报》，以及一些极端的马来政客，不断散播不实的言论，如说“新加坡马来人将被杀光”，并大力煽动新加坡马来人“为宗教，种族和乡土而展开斗争”。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对当时的新加坡马来人的确起了负面的鼓动作用，以致种族暴乱在1969年再次发生。

方言本来是社群文化活动的纽带。许多非物质文化活动，如戏剧，音乐，技艺，演唱，舞蹈等，由于接棒人才的来源断绝，而逐渐在舞台上销声匿迹。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公私机构各类标识文字和词句语病的问题，当局不妨设置族群语文编译咨询所，帮助公私机构在编写族群语文时，采用最佳表达方式，以求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文宣标识的语文句法，就不会再闹笑话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运动的确把华语华文推上不同方言社群共通语的台阶，这是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运动同时也让华裔族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些方言族群，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是懂方言而不说，而是完全丢弃了方言。更严重的是，华语并没有取代方言成为家庭用语的地位，反而让英语乘虚而入。根据统计，华裔家庭的家庭用语，目前已经有73%使用英语。

这些观点，显然是脱离文化内涵的空想主义。一体化（英语化）后的新加坡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更严重的是，一体化是否违背了当年的承诺和保证？三大族群是否会变成无根的一代？

三、重振公共机构和宗乡团体的文化活动

（作者是前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前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

值得思考的是，通过英语来塑造新国族，历史并没有提供有力的例证。譬如，一向号称为世界种族大熔炉的美国，人民都说英语，为什么300年来仍然黑白分明，族群的思想意识更是南辕北撤？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美国出现了什么新国族。

跟英语对比，三大族群的语文虽同列为官方语文，但都同属弱势语文，难与英语相提并论。所以，提升族群语文的文化地位，是维持多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特质的最好保证。一个简捷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升学、深造和就业方面，多奖励和优待所有母语成绩优异的学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学生对母族语文的学习，会因此而彻底改变轻率敷衍的态度。

公共机构和宗乡团体，一向对母族语言和文化有卓著的贡献，定期举办各种母族语文的文化活动，如校际辩论比赛，演讲比赛，新谣创作，歌唱/讲故事／诗词／成语／猜谜语等活动。有些团体还开设母族文化浸濡课程，提高学生的文化认知。

四、设置族群语文编译咨询所

种族暴乱的承诺

最近，报章不时报道公共机构的标识和通告，华文译文荒腔走板到离谱的程度，引起众多读者的嘲笑和挞伐。有人不禁要问：是不是我们的多元文化和双语政策的贯彻出现问题？也许，有人会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个别和孤立的事项，出现问题不足为凭。

希望拙作能抛砖引玉，引起国人的关注和讨论。

从语言的形音义结构观点来说，华语跟方言的区别，绝对不能和华文跟英国、希腊、波斯、拉丁、印度等语文的区别相提并论。方言跟华语在词法、句法和发音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会说方言对华语文的掌握，不但不是障碍和负荷，反而有技能转移（skill transfer）的助力。目前我们也没看到因懂说方言而影响华文学习的实例。当年“少说方言”的主张，是否过于主观和偏颇呢？

家庭用语的改变，以华语作为母语（mother tongue）来强制华裔学生选读华文，在学理上已说不通。家长可以家庭用语非华语作为借口，而放弃学习华语文。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恶化，将导致族群语文彻底边缘化。

一、改善母族语文的教学环境

平心而论，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包括公私机构，一而再地出现有关单语（英语）标识，华文怪译，词句乱套等现象，说明了有关方面处理双语信息文字的短板：态度不够严谨，翻译人才短缺，母族语文水平低下，甚至显示了单语（英语）传递信息已经足够的轻率意识等。

如何缓解目前日益扩大的一体化（英语化）的社会语用板块，强化族群语文的生存空间，以贯彻宪法所保证的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社会结构特质。

独立建国50年，新加坡由始至终奉行多元种族、双文化的国策。为了增强族群的和谐和全民的团结意识，四大族群的语文同列为官方语文。双语和双文化教育的实施，就是确保四大族群的平等地位，不同族群文化能够代代传承，长期维持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多语的社会特质。

1964年和1969年，新加坡发生两次种族暴乱事件，造成民众死伤。在前后三个阶段共28天的暴乱期间，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情况十分严重。

解决目前的困境，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制定有效的策略，使族群语文成为保存族群文化的真正主角。以下几点，也许值得参考：

大环境语用板块的递变，无疑影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也改变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结构特质和精神面貌。以下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英语是目前公认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语言。无论在行政和学术方面，英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有些高层知识分子，因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英语可以作为新加坡不同族群的粘液（glue），甚至把英语视为新加坡塑造新国族的主要管道。

这些文化活动，由于参与的学生人数逐年减少，目前已经难得一见。缺乏公共机构和宗乡团体的热心参与，母族社区的文化活动就少了一股动力。如何重振这股动力，值得国人深思。

学习母族语文的最前线，就是学校，而教学环境的优劣，决定学习母族语文成效。考查环境的优劣，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老师的教学热忱，能否定期在周末或假期，给学生举办有关母族语文和文化活动，如演讲／歌唱/讲故事／舞蹈／书法等，带动学习风气，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和自信。二是学校能否给老师提供各种进修课程，包括新科技的掌握，教学法新知识，让老师参加，以求教学相长。

族群语文的边缘化

亡羊补牢晚了吗？面对目前华语文的语用实况，很多有识之士都表示了无力回天的失望。其实，标识文字和翻译怪文，只是问题的一个表面，最大的困境还是：

在种族暴乱期间，新加坡领导层一而再地向新加坡马来社群保证，少数族群的权益绝不会受到歧视，暴乱风潮才尘埃落定，国家恢复安宁。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于是成了新加坡独立建国的既定政策，也是不同族群和平相处的最好保障。单语化（英语化）或全盘西化，并不是独立建国的初衷，更不是国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奖励母族语文的卓越人才

除此之外，问题的出现也折射出一些难以梳理的思维和体制等深层因素，值得国人关注和探讨。

目前，中小学有不同华文课程，由于教学节数少，老师须教导很多班级，教学负荷相当吃重，多数学校都无法实现上述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更是可望不可及。

1979年，新加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讲华语运动”，目的在于增强华文和华语的学习，提升华语地位，使其成为不同方言社群的共通语，甚至代替方言成为华裔新加坡人的家庭用语。讲华语运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理由是：方言是学习华文华语的障碍，也是语言学习的沉重负荷。

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策略，提升三大族群的语文实用功能和地位，使族群语文真正成为保存族群文化的载体（carrier of culture）。

暴乱发生的起因，跟新马的政局发展和两地政府执政理念的巨大落差，有着明显的关系。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时，主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很大程度冲击了当时以种族为基础的执政党巫统，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离开马来西亚而独立。